认识巨灾对经济的影响：全球性、系统性和复杂性

互联互通背景下，国际贸易作为连接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系统的纽带和桥梁，为巨灾经济影响跨区域传播提供了渠道。巨灾风险防范已成为巨型时空的公共管理问题。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已经大大改变。孕灾环境的不稳定性增加；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增多、增强、持续时间增加；承灾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相比以往大大增加。上述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巨灾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突出和严峻。尤其是当前环境条件下，灾害复杂性特征凸显，灾害链、灾害群、灾害遭遇串发、并发的现象比以往增多，导致跨界风险在不同系统之间来回传递。巨灾的不同属性决定了不同类别的巨灾，增加了城市的运营风险，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类世”时代面临的环境压力呈井喷式增长，全球贸易急剧发展。贸易全球化进程使得巨灾通过生产链、供应链、物联网和生态系统等联络网对“灾区”以外地区造成严重影响。其次，本文通过三个方面分析巨灾对经济影响的全球性和复杂性，即巨灾经济损失挑战趋于严峻、巨灾经济影响面临全球性挑战、巨灾经济影响的复杂性挑战。再次，本文分析了巨灾对经济影响的微观与宏观机制。最后从七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即合力协同防范系统性风险；灾害风险管理国际合作上应更关注生产链、供应链、物联网和生态系统等全面风险管理；城市减灾上将更关注韧性城市与协同可持续发展，同时将注重乡村灾害设防水平的加强；减灾理念上应趋利避害与生态文明建设并举；灾害管理上应更关注综合防灾减灾救灾的体制、机制、法制建设；减灾业务实践上应更关注灾害与风险防范的效力与效益；巨灾经济影响研究上应更关注于灾害风险复杂性特征。

一、“人类世”时代的到来及其潜在影响

（一）“人类世”时代环境压力呈井喷式增长。人类活动已经在地球系统上打下了明显的烙印。随着人类活动强度和广度的增加，人类改变地球系统原有结构和功能的方式大大增加，以城市化为表征的人类活动开始使得地球系统变得脆弱。因此，诞生了“人类世”的概念，将其与更新世、全新世等地质时代划分开来，将人类活动提升到与地质时代同等级别的地质营力级别。人类活动已经深入影响到地球系统的各个圈层。在已经持续了200年的“人类世”中，地球环境发生的许多重要变化都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例如改变大气成分、改变地表景观格局、改变生物多样性、改变各种生态系统等等。从人类发展与地球系统动力学来看，人类改变地球系统的能力急剧增加，对地球系统的影响高居不下，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在“人类世”时代除城市化之外，最凸显的一个特征即是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暖也成为当前全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气候变暖在短时期内加剧，超出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超出了自然变异的范围。人类活动将经过上亿年的化石原料、碳元素等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导致气候超出原有自然变化轨道，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在“人类世”时代，人类面临的环境压力呈井喷式发展。地球系统到了一个新的状态，对当代文明造成了严峻挑战。

（二）“人类世”时代贸易发展及其严峻的巨灾影响。“人类世”时代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互联互通。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正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当今人们处于一个世界性的人口、商品、财富、信息和思想的不断交换之中，这种行为已然构成了复杂的全球性网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区域经济系统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不断加大。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非常快，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大超过了世界GDP的平均增长率。1990年世界商品贸易出口总额为3.49万亿美元，而到了2015年世界商品贸易出口总额高达16.48万亿美元，增加了4倍有余。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和利益的同时，也为不利事件的快速传播提供了通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性也越来越高。一方面，通过增加中间消费的可替代性能提高区域经济系统对自然灾害的恢复性；另一方面，由于相互依赖性的增加会导致自然灾害的空间级联效应变大，尤其是消极方面的。因此，亟需从全球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巨灾风险的分析与管理。

二、巨灾对经济影响的全球性和复杂性

（一）巨灾经济损失挑战趋于严峻。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各类巨灾频繁发生。根据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2010年发布的全球自然灾害统计报告，21世纪第一个十年全球范围内共发生了3852起国家范围尺度的自然灾害事件，造成超过78万人丧生，经济损失高达9600亿美元。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全球灾害数据库和瑞士再保险公司的历史灾害数据均表明，自然灾害的发生频次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60-2017年全球不同灾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地震、洪水、风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是造成损失最大的灾种，且都呈现增加的趋势。其中总损失比较大的年份均有巨灾发生，例如2011年因灾总损失3800亿美元，仅东日本大地震就造成日本2100亿美元的损失，可见巨灾风险的严峻性。

（二）巨灾经济影响的全球性挑战。巨灾事件的经济影响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灾区”，而是具有涟漪效应，可以通过区域间的贸易将影响传递到其他区域，从而产生全球性的经济影响。由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依赖于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购买（forward linked, 前向关联），也要依靠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投入（backward linked, 后向关联），灾害一旦造成中间某个环节的中断，则整个经济链条上的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受到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经济系统呈现出了高度复杂化和网络化，各产业部门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大，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不足以刻画灾害造成的经济影响，人们愈来愈发现间接经济损失的重要性。例如东日本大地震造成了汽车制造业生产中断，而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影响，全球的间接经济损失高达1390亿美元，其中日本占39%、美国25%、中国8%、欧盟7%。

（三）巨灾经济影响的复杂性挑战。

其一灾害强度与经济影响复杂性。从全球和区域尺度来看，巨灾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直接经济损失越大，对应的间接经济损失与直接经济损失的比值也越大；巨灾的经济影响已不再局限于灾害发生的国家和地区，而是可以通过区域间贸易波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且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往往要大于灾害发生地范围内的间接经济损失；从灾后恢复重建的角度来看，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越大所需要的恢复时间就越长，且两者呈高度的线性相关关系；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由于相同部门产品的可替代性，巨灾对中间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双向的，既可以使一些国家的贸易量下降，也可以使一些国家的贸易量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系统自身的恢复性在灾害发生之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大降低了灾害在短时期内所带来的最大经济影响，有效保障了经济系统自身应对外界干扰与打击的能力。

其二巨灾对经济影响的区域差异性。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在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受到相同强度的自然灾害打击时产生的全球性经济影响也不同。对区域内部产业依赖性小的国家和地区遭受灾害打击往往使其他区域的部门生产受到的影响更大。自然灾害对区域经济长期发展可能是“因灾得利”型、“因灾失利”型和无影响。除此之外，自然灾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小不仅取决于灾害自身的强度，还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土地面积、识字率、制度水平、人均收入、贸易开放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其三贸易全球化使得巨灾经济影响趋于复杂化。巨灾的风险不仅仅是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生态资源破坏以及直接经济损失，还有因生产链中断、贸易阻塞等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自然灾害风险关注的热点地区，不仅与本地区灾害频发有关，也与该地区高度的国际化水平有关。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因全球金融、贸易等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然灾害影响的空间波及效应明显增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无线通信等高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巨灾风险的时空转移提供了基础。不同经济全球化水平下，相同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对全球经济系统的影响不同。随着经济全球化水平的升高，相同强度的巨灾所造成的全球性间接经济损失在不断增大，经济全球化过程放大了灾害的经济影响；但是，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对灾后恢复重建的时间并没有显著影响。全球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网络化和复杂化，放大了巨灾的风险。

三、巨灾对经济影响的微观与宏观机制

（一）巨灾经济影响的微观机制。各种灾害一旦发生，直接损害的对象都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社会细胞——企业、家庭和各种社会公共组织等构成的社会微观单位。致灾因子通过对承灾体造成破坏，包括人员伤亡、物质财富损失和自然资源破坏，它们的重置成本对应着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些受灾害直接破坏的承灾体同时又是企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进而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活动受到影响，无法完成预定的生产计划。企业作为生产链或供应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将这种影响通过需求端和供给端波及到其他经济个体。从需求端来看，企业生产能力的下降就意味着生产投入的下降，进而会导致其对上游企业的需求减少，上游企业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之后同样会选择降低产量，从而会导致对更上游企业的需求减少，以此类推，产生了从需求端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供给端来看，企业生产能力的下降就意味着对下游企业或家庭的供给减少，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进而会导致下游企业和家庭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产生了从供给端的瓶颈效应。如果受影响的企业和家庭足够多，则会影响整个区域市场的供需平衡关系，进而造成不同产品价格的波动。

（二）巨灾经济影响的宏观机制。灾害对众多企业、家庭受灾害影响的聚合就是灾害对区域总体的经济影响。而全球经济系统是由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系统组合而成的，每个区域又是由众多的企业、家庭和一个政府组成，这就构成了一个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在这样的多要素的复杂系统中，不同的企业又隶属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且不同区域间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意味着这个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多过程的系统。首先是区域内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家庭之间的经济生产过程，然后是区域间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家庭的贸易活动过程。巨灾对全球多区域经济系统的影响过程的实质仍然是对生产链与供应链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国际生产链与供应链是通过国际贸易的形式构成的，其作用的机制更加复杂也更具有不确定性。当某区域遭受巨灾的打击时，该区域内的企业、家庭和政府都会受到直接的破坏，导致区域经济生产活动中断，进而通过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将影响传播到其他区域的企业、家庭和政府，最终导致多区域经济系统间的级联效应。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巨灾的这种多区域经济影响、全球性经济影响的现象愈发凸显。

四、政策建议

（一）合力协同防范系统性风险。区域系统性风险的出现使得自然灾害风险和人为灾害风险高度交织，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导致绿色增长导致的风险程度加剧。因此，应对区域系统性风险亟需复杂网络方式的综合管理方法，即统筹应对气候变化、增加基础设施系统的韧性、构建“天-地-空-海”立体式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和多元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等措施，协同形成区域系统性风险的综合风险防范体系。除此之外，亟需多元化经济发展道路，培植多个经济增长引擎，降低单一性经济增长。

（二）灾害风险管理国际合作上应更关注生产链、供应链、物联网和生态系统等全面风险管理。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生产和价值体系已经形成，灾害发生时各个国家均不能独善其身。随着巨灾影响的不断扩大，通过生产链、供应链、物联网和生态系统等联络网对非灾区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愈来愈大。因此，防灾减灾国际合作应关注巨灾发生时由多种联络网产生的各种损失和可能风险，协同制定可能的断链减灾措施，发展多元化的生产服务体系，实现有效管理跨境灾害风险。

（三）城市减灾上将更关注韧性城市与协同可持续发展，同时将注重乡村灾害设防水平的加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加之财富的不断聚集，一旦发生巨灾，后果将不堪设想。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韧性城市建设势如破竹，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和多源资源，多渠道、多维度、立体化打造城市抗灾能力、提升救灾水平、减低灾害风险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之一。同时，对于乡村地区，需要从根本上加强乡村建设的设防水平，打造安全乡村，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

（四）减灾理念上应趋利避害与生态文明建设并举。中国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倡议“绿水青山即是金山、银山”，减灾理念已经开始转变。生态文明建设遵循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和“人地和谐”的理念，将单纯的避害减灾转向趋利避害并举的减灾，将单纯的快速发展转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趋利避害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融合将有助于有效应对快速发展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使得减灾理念迈入新的台阶。

（五）灾害管理上应更关注综合防灾减灾救灾的体制、机制、法制建设。在新时代灾害风险管理呈现新特点背景下，我国应急管理部应运而生。今后应急管理部应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调整综合防灾减灾救灾的体制、机制、法制，以便有效降低灾害风险。

（六）减灾业务实践上应更关注灾害与风险防范的效力与效益，在总结以往防灾减灾救灾的经验并将其转化到未来的防灾减灾救灾实践中，坚持结构性减灾和功能性减灾并举，追求减灾业务创新发展，以尽可能小的防灾减灾救灾投入获得最大可能的减灾效益，最终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

（七）巨灾经济影响研究上应更关注于灾害风险复杂性特征，从多尺度、多因素、多过程角度探究“人类世”时代的灾害系统复杂性特征，以为有效减灾提供可能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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