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山大搜救出现新进展！专家亲述：野外科考有多险？

在哀牢山失联的

4名地质调查人员

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

截至22日

4人已失联9天

令人揪心

搜救一线传来好消息！

20日，救援人员在搜寻时新发现失联人员的一件雨衣，加上不久前发现的一件雨衣，这两件雨衣成为失联人员搜救过程中的新线索。21日凌晨5时，由云南普洱市森林消防支队组建的突击小队紧急开赴发现地点，开展搜索。

普洱市森林消防支队政委刘东君介绍，此次发现雨衣的地方位于普洱市镇沅县者东镇的白水河，是在失联人员简易宿营窝棚的下游，顺着河流往下游1公里左右，在两条小溪的交汇处发现了另一件雨衣，附近同时发现了失联人员的大便。

此外，记者从普洱市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哀牢山地势特殊，搜索的地势坡度达60至80度，救援人员只能弯下身子或匍匐前进，耗时非常长，同时救援人员需要携带补给，如天气允许将会用直升机投放补给。

此外，当地昼夜温差大，晚上气温仅7摄氏度，救援人员需防范身体失温。

接下来，根据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将由线索追踪变为逐点逐片地毯式的细项搜索，继续利用“两步路”户外软件、北斗有源终端、GPS导航仪等定位和实时标绘搜索区域方式，以2号供给点（发现失联人员最后生火点）为中心进行哀牢山新平方向5个片区的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沟壑、岩洞、痕迹以及每一个存疑区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山岳救援昆明大队的专业优势，以2号补给点为核心，开展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重点搜索。

11月21日，哀牢山等高线图，失联人员遗留痕迹发现点标注为绿色、紫色。 来源：镇沅县委宣传部

事件时间线

13日9时许——

4名失联人员进入哀牢山野外作业，计划于13日下午或14日上午下山，随身仅带了一天的干粮，无卫星手机。

13日——

失联人员进山作业后曾对外通话，14日与山下驾驶员失联。

15日19时28分——

镇沅县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组织省、市、县、镇、村共投入搜救人员1000余人次、车辆110余辆、卫星电话14部、无人机5架、直升机2架及相关物资、技术装备全力开展搜救。

16日——

救援者发现山中有烧火等生活痕迹，还发现了做标记的红油漆、红袋子、砍刀、矿泉水瓶等。

18日——

有村民反映看到了火烟，搜救人员立即围绕周边进行寻找。

19日——

共投入搜救人员370余人，组成8支搜救队伍，并利用直升机、无人机、搜救犬等全力搜救。

19日14时——

相关搜救队伍发现了疑似失联人员的野外用餐痕迹和矿泉水瓶。

20日17时——

仍未发现失联人员。

11月20日——

搜救人员在作业时发现了失联人员的雨衣。

消防、武警、当地村民等组成搜救小组，在哀牢山中搜寻失联人员。 来源：镇沅县融媒体中心

搜救工作存在哪些困难？

哀牢山位于云南中部，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也是全国最大的原始常绿阔叶林区，最高海拔3156米。失联人员位处的区域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搜救工作目前存在三方面主要困难：

第一，哀牢山在镇沅境内面积达13.5万亩，此次人员失联的区域，地处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属原始森林无人区，山陡林密、遍布山崖和沟壑，地形极其复杂。

第二，正值入冬天气，昼夜温差较大，白天能达到20度左右，到了晚上则降到七八度，山区树木高大茂密，加之近期连日降雨，林中有雾，能见度极低。

第三，搜救路线距离较远，从山脚前往搜索区域需要爬山约4个小时，随着搜索范围不断扩大，山中无路，行进困难，不具备夜间搜索的条件，队员往返宿地耗时较长。

11月21日，搜救人员在哀牢山中行进。 来源：镇沅县委宣传部

镇沅县常务副县长、搜救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兆辉介绍，针对这些情况，救援指挥部在山头建立了多个补给站，搭建简易棚舍，搜救人员可利用睡袋在山上过夜，并采用直升机空投方式补给，提高搜救效率，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沟壑、岩洞以及每一个存疑区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竭尽全力开展搜救。”杨磊说。

11月21日，救援组在哀牢山中搜寻失联人员。 来源：镇沅县委宣传部

11月20日，当地救援队在出发前明确任务。 来源：镇沅县委宣传部

投入了哪些设备？

正在现场救援的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战训处副处长杨磊介绍，携带热成像相机的无人机、搜救犬已投入搜救工作。

“在悬崖、沟壑等区域，救援人员放飞热成像无人机进行环绕拍摄，搜索热源线索，但是由于森林极为茂密，无人机在空中无法拍摄到林下的影像，效果有限。”杨磊说。

11月21日，直升机在哀牢山上空进行物资空投。 来源：镇沅县委宣传部

同时，消防救援队投入了5条搜救犬，先把已找到的失联人员物品给搜救犬作为嗅源，再由训导员牵引在重点区域开展搜索。“范围太大，搜救犬要在十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工作，和传统的平地搜索、废墟搜索完全不同。”杨磊说。

张兆辉说，连日来，直升机在重点区域飞行进行喊话和搜索，但未发现有用线索，也未收到诸如烟火、求救图案等反馈。“丛林搜救非常特殊，人力搜救仍是主要手段。”张兆辉说。

11月22日零时，搜救队员正在整理照明装备，准备出发。 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

11月21日，政府组织当地村民背物资进山到补给点。 来源：镇沅县委宣传部

在通讯保障方面，张兆辉介绍，一架携带空中通讯基站的“玉龙”无人机21日抵达镇沅县，当日开展飞行作业。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已向镇沅、新平、双柏三地增派应急卫星通讯车。

11月21日，救援进展平面示意图。 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

专家亲述：野外科考有多险

对于很多科研人员来说，野外科考是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手段。那么，野外科考可能面临哪些危险？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应对这些危险？

《中国科学报》采访了4位有过野外科考经历的科学家，对科研的热情让他们走进人迹罕至的森林、雪山、沙漠。尽管专业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野外考察，容不得一丝大意。”

以下是他们对各自野外科考经历的讲述——

被蜱虫叮咬 与眼镜王蛇相遇

谭运洪（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保护中心副主任、植物多样性与保护研究组组长）

2016年，版纳植物园科考队员在缅甸刚下过雨的密林里行进。谭运洪供图

我是做植物多样性保护的，进行野外科考已经超过15年。2014年起开始深入到缅甸北部的热带雨林工作。2016年，版纳植物园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我跟随团队每年要去两次。现在我每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待在野外。

提到热带雨林，大家一定最先想到那里是动植物的天堂。但对科考队员来说，风险和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是成正比的。

热带雨林的雨季比较长，缅甸更是全世界降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有时候，我们在林子里工作半个月，天天都在下雨。由于瞬间雨量非常大，山体滑坡、河水暴涨、把路桥冲毁，都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年年都会碰到。

在雨林里，真正让我们觉得毛骨悚然的东西是蜱虫。它可能会携带森林脑炎病毒，这是致命的。这些年，我和队友被蜱虫叮咬的次数太多了，好在并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症状。

但就在今年7月，我从藏南科考回到拉萨，突然开始发烧，全身发冷，倒下去就起不来。我隐隐觉得情况不妙，赶紧回到昆明进行治疗。这时候距离我发病已经过去了10天左右，身上开始出现皮疹现象。

在昆明，医生告诉我情况比较危急，血液检测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怀疑我得了急性血液病。于是，我被转移到了感染科。

当时，有一位比较有经验的医生问我是否有被虫子叮咬过，而我也高度怀疑是蜱虫惹的祸。因此，他马上让我服用四环素和多西环素两种针对性的抗生素。但这两种药物只能吃一个礼拜，如果不见效，意味着情况非常严重，必须做全身检查和治疗。四天以后我终于退烧了，但药物治疗还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肝副作用。

不过，我曾经的一位英国同事就没这么幸运了。由于蜱虫叮咬非常隐秘，前期没有特别的症状。她一时疏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后来陷入昏迷，成了植物人，至今都没有苏醒过来。

除了蜱虫，在野外遇到蛇也是常有的事。雨林里有一些剧毒的蛇类，被咬上一口，如果超过两个小时无法接受治疗，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大家熟知的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科学院的两爬专家，在缅北葡萄科考时，不慎被毒蛇咬伤，可因为在林子深处，没有任何人能帮他，两小时候后他陷入昏迷，最后客死他乡。

我自己也曾有一次和剧毒的眼镜王蛇相遇，只有一步之遥。好在我走路非常警惕，没有向前迈出最后一步，否则大概已经……

如果我们是在国内科考，遇到紧急情况也许还有条件应对。但像在缅北的雨林地区，那里的村子一百年来几乎没什么发展，交通不便、没有医疗设施，一旦遇到来势汹汹的疾病，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同事之间很少聊这些话题，家人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真正的工作环境。很多新来的队员，刚开始都不敢跟家人沟通，就怕家人知道了会不同意他们出野外。还有不少年轻的学生，起初抱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但经历了几次野外工作之后，无法承受这样的工作压力和风险，做了别的选择。

我们做植物多样性保护，没法依靠红外相机这样的监测设备，全靠两条腿去丈量。这个专业要留住学生不容易，我们也非常理解。我自己也曾经面临其他的选择，能坚持下来是因为真的喜欢，要我放弃，我舍不得。

年轻的时候跟着老师不觉得有心理负担，现在自己带队，才感到责任重大。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对于那些需要承担较高风险的科考任务，能得到专业的随队医生的支援，平常还可以定期进行一些医疗急救知识的培训。另外，能否提供一些可以覆盖国外科考风险的商业保险，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险些摔下悬崖，偶尔遇见尸体

马鸣（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2005年10-11月，马鸣和科考团队在天山托木尔峰进行科学考察（右二为马鸣）。马鸣供图

有一年我在做雪豹调查的时候，一个人上了悬崖。因为我上去以后很累了，想停下来歇一会，就背靠着山、面朝着悬崖。没想到侧面突然就刮过来一股特别大的风，我一下就站不住脚了，往前打了个趔趄。

悬崖有几十米高，摔下去的话肯定没命了。我哗地出了一身冷汗。说实在的，腿都打颤，整个人从心理到生理都撑不住了。之后我就格外小心，先休息了一下，让肌肉恢复恢复，缓了缓才下山。

我那时候已经快50岁了，可能也是有点大意，没想到自己会体力不支，也没想到那会刮过来那样一股邪风。在野外，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一开始大意了。所以，一点大意都不能有。

我们做雪豹调查大概有10来年的时间，都是去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这些地方，海拔基本都在3000米左右。因为雪豹、秃鹫这些动物都生活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想看它们更喜欢在什么地方走，去哪里捕食或者休息。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去寻找蛛丝马迹，去发现它们的痕迹，脚印、尿迹、粪便、爪痕等等。

为了多发现痕迹，团队里就会分工。大家都不在同一个地方：有的在河的两岸，有的在山脊、谷地，还有的在悬崖上或者悬崖下面……

找雪豹脚印往往是在雪后去找比较好。刚下过雪，地上留下的痕迹就比较新鲜，如果时间久了，印子叠印子，你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同一只还是好多只，所以我们当时通常都采用雪后调查法。但另一方面，雪后悬崖不太好爬，比较滑、很危险。

以前的野外科考会遇到很多危险，比如那时候我们攀岩都是赤手空拳。除那次之外，我还曾经在穿越无人区的时候断水断粮，爬胡杨树的时候因为树干断了从七八米的树上摔下来，被坐骑（瘦马）咬伤了后背……

偶尔我们还会遇到尸体。有一次我在昆仑山，正在山沟里面休息，突然发现旁边的石窝子有一具尸体。从牙齿看年龄不是特别大，我们猜测这个人可能是进到山沟里之后被洪水下来了，然后被堵在石洞里边饿死了。在罗布泊考察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碰到尸体，有些可能是迷路了吧？经过这么多年的野外科考，我觉得生命真的是非常脆弱的。一瞬间、几秒钟，可能就没命了，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再爬山，也会找一些专业的登山队员给我们做一些户外训练，带安全绳、钉子鞋什么的。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做痕迹调查了，而是用红外相机、卫星跟踪、分子技术。这样就简单一点，也会更准确一点。

被马拖行十几米，徒步三天翻雪山

刘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9年8月，沿着雅鲁藏布江徒步前行时，刘冰为队友们拍下的照片。 刘冰供图

我第一次参加的比较长时间的科考是2007年7月去新疆的一次经历。那次是中俄联合考察队在阿尔泰山进行植物区系调查，采集植物标本。

我们要从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最北边，一个叫白哈巴的地方再往北走，汽车只能开一小段，所以我们从一个叫那仁夏牧场的地方开始骑马，往纳尔森方向走。骑马要骑三天，每天在马背上骑十几个小时，特别累，三天下来裤裆都磨烂了。

我当时完全没有骑马的经验。向导教了我几个动作，比方说两个腿把马肚子一夹，它就会前进；缰绳往上一拉就停止。第一天骑马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我们走的是山路，马又很高。尤其是下坡的时候，我坐在马鞍上，就老怕栽下去。后来慢慢习惯了就好一些。

那次科考之后，我在内蒙、云南考察的时候也骑过马。但是从2014年之后就再也没有骑过马，因为很多路都修好了。

不过，在西南地区，虽然路修得一年比一年好，但是每年夏天雨季的时候还是偶尔会出现一些地段被冲毁的情况。

2009年8月，我们去西藏墨脱县考察，墨脱县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早在1994年从波密县往墨脱县，公路曾经修通过一次，开了一辆车进去，然后路就断了。一断就是十几年，那辆车就一直在县城里放着，成了文物。因为整个县城就那一辆车。

2009年我们去考察的时候，那里的路又一次修通了，所以我们的车就可以开进去。在县城周围考察了两天之后，我们需要继续往南走，去背崩乡方向。结果车子刚开了几公里，两位有30年驾龄的老司机就都不敢开了。他们说“我们不能把你们这些科研人员性命当儿戏，你们还是走路过去吧，我们开不了”。那个路跟车一样宽，左边是绝壁，右边是雅鲁藏布江的深渊。

没办法，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徒步走了36公里，在背崩乡考察了几天，又走36公里回来。开车往回走的时候，130公里的路，才开了20公里，结果下了一场大雨，把刚修通的路给冲毁了，剩下的路我们又走了三天。从海拔1000米，走到4300米的雪山垭口，然后再翻山下去走到3000米海拔的地方。中途遇到了修路施工队住的那种简易住处，我们就住一晚。

那个时候已经是9月初，马上要大雪封山，大雪封山之后，这个县城就相当于与世隔绝了。当时司机开着车还出不来，他们说“要是抢修不成功的话，我们就得在里边过冬了，要一直得到第二年5月份雪化了才能出来”。比较幸运的是，仅三天之后路就抢修通了，司机又开着车，翻过山，在那边的山脚下把我们接上。

当然，现在路已经全都修得很好。嘎隆拉山里面还打了个隧道，现在冬天也能进去了。

一遍遍强调纪律，不敢有任何闪失

王根绪（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

2019年，王根绪团队在青藏高原测量结冰层上水分布。 王根绪供图

在野外，我主要是在黄河源区、长江源区做一些样地调查、实验，大概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但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经历，我的经历很平淡。

以前有一些搞冰川（研究）的团队，就有人不小心掉到冰窟窿里，也有人不小心掉到河里面，但我们团队都没有遇到过。这一方面可能是我运气好，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不敢大意。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一般不会一个人单独去跑一些点。过冰川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必须要有一队人，起码要有三四个人。在有冰缝的地方要特别小心，用安全绳相互拴在一起。跨河也特别危险。夏季有洪水，原则上不让涉水过河，因为山里面的洪水会很深很急。我们没有遇到过大型猛兽，最多也就是遇到过些狼、狐狸之类的。因为我们人多，它们一看见我们就躲着我们，人一多，它们也还是怕人的。

我不会让学生做过于危险的事情。每次去野外考察，我也总要一遍遍跟大家强调纪律。在野外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个人主义。

比方说他/她把自己工作点上的事情先做完了，要先走，要下山去车上等之类的事情都是绝不容许的。大家必须同时出工，同时收工。出去以后，我们千万不敢有任何闪失，即便是受个伤什么的都应该尽量避免。

综合来源：新华社、央视新闻、新京报、工人日报、中国科学报、极目新闻、红星新闻、@中国消防、都市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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