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我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专著上

作者：

封面新闻记者：杨晨 柴枫桔 邹阿江（实习生）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毛萍 张轶佳

文章来源于科学大院公众号（ID：kexueda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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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成都生物所里有一道“风景线”。每天早上九点，已年过八十的两栖动物学泰斗费梁和叶昌媛夫妇，准时走进生物所大门，开启他们新一天的工作。

成都生物所的微博里写着：“最是一年春光好，努力来把科研搞。看到费梁和叶昌媛两位老先生每天都坚持去研究所搞科研，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他们的后辈回复道：“两位老师平时总是嘱咐我不要熬夜，不要因为工作把身体压垮，而他们都已耄耋之年却依然毫不松懈地在奋斗。祝愿两位老师的英文专著早日顺利完成。”

二老搀扶着前行（图片由张轶佳拍摄）

生物所的研究人员发现，费老单独行动时，总是“大步流星”。一旦叶老在身旁，他便伸出一边胳膊让老伴挽住，施施而行。

从朝晨到黄昏，从白齿青眉到黄发骀背，风雨同路六十年，中国两栖动物学中有二老的一枚勋章，城市故事里也有这对伉俪书写的一页深情。

如今在生物所内，一方简居，两张书桌，两位老人相向而坐，伏案执笔。时间从指间梭梭地流过，他们追赶着，笔尖留下沙沙的声音。

一方简居，两张书桌，相向而坐，伏案执笔（图片由毛萍拍摄）

七夕将至，不爱过节的两老也没有什么送礼过节的打算。对于他们来说，还能朝朝暮暮地相伴，已是彼此以及时间给予自己的，最大的馈赠。

青涩恋爱

爱情就是帮你采标本翻三小时山去看你

六十年代初，费梁和叶昌媛前后脚踏入了当时的中科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即现在的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在这之前，他们都就读于四川农业大学。学生时期，两人只是处于“认识”阶段。

上.费梁工作照（1990年）、下.叶昌媛工作照（1982年）（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叶昌媛至今都记得毕业后再次见到费梁的场景。“当时我跟院里的同事在食堂排队打饭，见他来了多高兴的，便招呼着，心想这下我们的（研究）队伍又增加了力量。”大家坐一起吃过饭后，就去走马街、春熙路逛了逛，一行人很快熟络。费梁和叶昌媛之间，也慢慢互相欣赏起来。

当时所里为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买了三头奶牛放在农场，并派叶昌媛去看养。没有饲料槽，叶昌媛便把自己的脸盆拿去代替。“她养得好，奶牛从不产奶到产奶，解决了大家的营养问题，早上可以喝到牛奶稀饭。”但费梁也记得叶昌媛的不容易，“奶牛的舌头把她脸盆上的搪瓷都舔掉了。”

在叶昌媛眼中，费梁在工作中优秀、出色。入职后，他俩被派到当时的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协助前辈刘承钊和胡淑琴教授。“他成绩是所有学生中很好的。而且以前没有相机，标本全靠人工手绘。他画的标本图又认真又仔细，所以老师经常表扬他。”叶昌媛叙述的口吻里，带了一点崇拜。

1975年费梁与胡淑琴老师一起工作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没有什么烂俗的表白桥段，朝夕相处中，他们达成默契，走在了一起。

1962年，所里组织两支队伍去二郎山做生物考察。费梁和叶昌媛各自分到了小型兽类考察队和两栖爬行类考察队，一个在西坡，一个在东坡。从西到东，要翻越整个山头，花三个多钟头的车程。

因为考察队借住在道班（养路工人的组织），费梁和工人们混熟了，偶尔就托他们的关系搭过路的便车，翻个山头去看叶昌媛。

见不到面的日子，就借书信絮絮叨叨。信中，费梁总提醒叶昌媛注意山中的大型兽，叮嘱她要是下了河，上岸后一定要晾干，不然有湿气。虽然自己负责的是小型兽的标本采集，但费梁看到有特殊的蛇类或者蛙类，也帮叶昌媛采点标本回去。

同样在二郎山考察期间，费梁去给大伙买米准备口粮。因为没有布口袋，他便用自己背包装。没想到回程时，乘坐的大卡车一路颠簸，袋中的米抖掉了近一半。得知情况后，叶昌媛掏出自己的粮票，给对方救了急。“我也很感谢她，在生活中这样帮助关心我。”特殊年代里的援手和情意，让费梁珍惜至今。

黄金搭档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生活工作相辅相成

1964年，叶昌媛怀孕后，暂停了野外科考的工作。和前辈刘承钊、胡淑琴夫妇俩一样，费梁和叶昌媛也开始“内外”配合，按照工作的需要，一人主要去野外采集标本，一人留家中整理资料。

1979年，费梁和叶昌媛在四川南坪九寨沟考察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每年的3-8月份，是两栖动物研究者们野外科考的时间，一趟下来，至少都得花一个月至半年，最长一次出差长达四年。每次出发前，叶昌媛会帮费梁收拾好行李，除了科考必备的采集网、标本箱和布袋等，她还会在箱子里叠好衣物，放几双草鞋或筒靴，备点药品。

在野外要是发现新品种，科考人员们会迅速采集相应的标本。早期没有相机，趁标本还“新鲜”，费梁便快速在纸上描出它的形态，绘上颜色。

1963年27岁的费梁在贵州兴义县巴结考察

（照片由费梁提供）

2015年79岁高龄的费梁在峨眉山野外考察

(照片由侯勉拍摄)

不仅如此，费梁还要给研究所的胡淑琴老师去信，汇报前方的采集成果。物种的形态特征、生活环境等在信中被一一记载，从老师处辗转收到信的远在“后方”的叶昌媛不禁感叹这位搭档的细致。“读他的信，就如身临其境般。”

每次科考采集回来的标本数量几乎以千计。整理标本、资料收集等工作就主要由驻扎在实验室内的叶昌媛等负责。因为整理和阅读的资料比较多，叶昌媛对各类物种标本的形态特征也掌握比较全面。采回的标本要进一步鉴定，需要叶昌媛参考国内国外的诸多资料，而她也能迅速定位，通过前方所记录的标本的大致特征，找到记载相似类别的书籍或资料进行比对。有时，她还会通过整理分析，提出新的见解。

对于新品种的判定上，两人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便选择将“争议”搁置。“我们对种类的鉴定是非常慎重的，如果发现了采集的标本和已知记载资料不同，就继续查资料，并会去所记载的其他采集点采集，然后比对。”

两人也有搭档外出的时候。费梁的身手更敏捷，路上一旦发现新的物种，跃身一扑就能捉到。标本采到后，就交给叶昌媛。她记忆力好，能够迅速观察手中标本的形态特征，并与脑海中文献作对比，看与相似类别的同和不同。

如有不同，还要看差异是否可以构成新物种的条件。“形态学方面特征的分类是比较规范，且有标准的。有的特征差异是属于变异范围内的，但有的特征一旦发现不同，就属于种间差别。”费梁表示，叶昌媛对这些分类判定都很熟悉。

风雨同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相互的担待和照顾

出野外考察存在风险。“如果家中两个人要是都要出野外的，得左安排右安排，把娃娃安顿好。”说到这时，叶昌媛声音稍微有些颤抖，情绪有了浮动。

八十年代时，费梁和叶昌媛坐卡车去大凉山普雄外出考察，负责开车的是一位常开青藏路的老师傅。转场到去另一个点位的路上时，因为才下过雨，山路几乎都是“泥浆子”，滑且陡。“我坐在驾驶室，突然就看到卡车朝下滑，感觉（山路的边缘）快滑到轮子边边上了。”费梁连忙提醒师傅，“慢点慢点。”

1984年费梁,叶昌媛等在四川越西县普雄考察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师傅倒是很有经验，连忙安慰到“没关系”，“他说他没刹车，刹车就不行了，车屁股一甩就得滚下山去。”费梁形容“只见他一个盘子（方向盘）打过来，就把整个车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这是费梁认为最惊险的一次外出。“因为她（叶昌媛）也在车上。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觉得险就险了，但要是这次我们两个都遇险了，家里又该怎么办。”至今回想起，他都感到“后怕”。

“肯定外出都不希望出事，但其实安全问题也只是偶然情况。”费梁补充道，以前考虑到工作需要以及家中孩子小，得有人照顾，所以妻子多留在实验室内。“后来孩子大了没啥负担了，她也想出去，有机会就肯定想的是要带她出去实践一下，多感受一下。”

他尽量体谅着她的心情，弥补她的遗憾。“而且以前不管我在野外去多久，她都能理解我。我对家庭贡献小，她不仅要协助我的工作，还要承担对孩子的养育和照顾。”

费梁记忆中叶昌媛只埋怨过一次。那时家中的两个孩子才几岁需要人照顾，那几年他基本都泡在野外，春节回来几天后，又匆匆离开。两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刚过百，却要供养家中五口人，包括照看孩子的保姆。物资又匮乏，东西难买，两个孩子每天分一个鸡蛋吃。

叶昌媛发现心脏有问题，去了医院也一直检查不出来什么情况。实在撑不住了，就提笔给远在云南的丈夫写了信。信中，叶昌媛落下唯一的一次“狠话”：“你看着办，回不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接信后，费梁着急，给所长打了电话请假，赶回了成都。但回来待一阵并不能解决什么，所以费梁决定把一个孩子送回老家，由父母照看。一个跟着他去了云南，让妻子在家好好休养。

“当然，说实话我也很愧疚。”费梁无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暮年相守

耄耋之年仍携手奋斗在两栖动物研究战线

曾经，费梁配合北京生物物理所的老师，在黄山做过凹耳蛙的研究。其中一次实验是关于青蛙之间的交流。他们先把雄蛙的声音录下，待抓住雌蛙后，再播放出雄蛙的声音。雌蛙听到立马作出了反应，甚至跳到了喇叭上。

费梁认为，这是动物之间的爱情。就像人世间的伴侣一样，基于共同的语言，有着相通的心意。

所以，尽管有辛苦，自己和妻子还是共同携手度过了一个甲子的时间。这其中，更多的是开心。

两人享受着一起考察、外出开会、参观旅游的时光。“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编写动物志两栖纲的时候，73年到92年整整20年。92年的时候稿子完成交稿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我们安排了一次野外工作，既是庆祝，也为解决书稿中搁置的问题。大的工作任务完成了，而且又把小的问题也解决了。尤其是当手上的工作都告一段落时，解决了存在很久的问题时，最开心。”话毕，费梁侧脸问了身旁的妻子一句：“其他的，你想想还有什么开心的？”

中国动物志：两栖纲审稿会(1979年12月于杭州)（前排右2.叶昌媛；后排左4.费梁）（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令叶昌媛开心的事情也很简单。费梁经常要解剖标本，并要画出骨骼图。本身动物就小，所以每次解剖和观察都很吃力。叶昌媛就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说：“一旦成功，我就马上说‘祝贺你，祝贺你’，看到你解剖成功了我就多高兴的。”

趁此，叶昌媛还不忘表扬自己的搭档。“他耐心就是比我好。现在我观察标本，有时一直看不清都要毛了，但他不。”随着年龄的增大，实验工作对两位老人来说难度也增大。“遇到问题休息下再观察。今天不行，明天再来嘛。”

工作伙伴（2014年）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采访中，费梁提到了以前在云南科考时的一位搭档。“就在前天我接到电话，说他去世了，就刚刚那本书里面都有他的照片。”他的语气很平缓，似乎习惯了时间带来的安排和无奈。

他也追赶着时间。早就该安享晚年的两位老人，没有退休，也没有节假日，甚至连过年都会忘。叶昌媛之前还做了几次大手术，身体已远远不如以前。费梁承担起了家中洗衣买菜煮饭的活路，帮妻子减轻负担。

但每天，他们还是坚持着准时到岗。叶昌媛行动变迟缓，费梁就耐心地陪在身边，做她的依靠和拐杖。

如今，两位老人负责的《中国两栖动物图鉴（野外版）》进入到最后的校对工作。每人轮流检查，以防漏掉错误。身后堆积的资料和书籍，是他们的心血和成就。

“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主要成员

（前排：叶昌媛、费梁；后排：谢锋、江建平、李成）（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校对工作完成之后，两位老师计划着完成《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二卷）。两人还是继续打配合，费梁负责统筹，画骨骼图，而叶昌媛则收集资料，编写文字。

在相守相扶的六十年里，他们共同创建和完善了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揭示了中国两栖动物丰富的多样性，他们在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中，在分类与区系调查、专科专属的系统发育、多样性编目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研究成果；由费梁、叶昌媛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国家级两栖动物物种编目，编研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等专著，被称为中国两栖动物资源最完善的“国情报告”，于2014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他们携手同行的一甲子人生长跑中，共同发表了190篇论文，出版了近30部专著，多达1366万字，其中主编专著近1200万字，附图1.5万多幅。近期(2020年)编辑的新书中，记述了454个物种，其中发表新科(新亚科)6个，新族15个，新属(新亚属)32个，新物种(包括新种，新亚种和国内新纪录) 89 种；获得9个国家、科学院及省部级奖项。

他们如今还在与时间赛跑，奋笔疾书，在这份人生答卷里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每一天新的篇章。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用到最多的词就是“共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事业，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通过共同的努力，做出共同的决定，用共同的力量，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这个科研领域内把组织上以及领导和他们老师的委托和任务完成好，共同完成好这份事业，并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还有一个采访关键词就是“互相”，他们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搀扶。

201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5年1月9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一个办公室，两个人。

两个办公桌，两台电脑，两台显微镜，两个书柜。

两栖动物，一生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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