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求是传承——访竺可桢之子、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竺安
时间:2022-07-06 13:23:00 来源:科普之家 作者:北京科技报社 栏目:人物 阅读:91
竺可桢是我国近代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学家。让我们跟随竺可桢之子竺安老先生的思绪,来追忆父亲竺可桢对他的言传身教与求是传承。
撰文/记者 赵天宇 摄影/张星海(除署名外)
新媒体编辑/李云凤
竺安是竺可桢的幼子,也是竺氏子女当中,唯一从事科研的工作者,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建所初期(1956 年)即被调来参加工作。竺安是我国毛细管电泳研究的创始人,也是《竺可桢全集》的副主编之一。
在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前夕,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家属院里,记者见到了竺安老先生。竺老虽然已经93岁高龄,但身体依然不错,走起路来步伐稳健,上下车时也不需要别人搀扶。
让我们跟随竺老的思绪,来追忆父亲竺可桢对他的言传身教。
▲竺可桢之子、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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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孩子,不搞特殊化
竺老家是一套不到80 平方米的小三居室,建成于1984 年,已显老旧,还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模样。客厅太小摆不下沙发,竺老就坐在餐椅上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竺安说,其实从2014年开始,他和老伴就一直居住在北京东南六环外的一处养老院里,偶尔才回自己家。回忆起自己的这一辈子,一直都在“搬家”。
1929年竺安出生在上海,他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上有大哥竺津、大姐竺梅、二哥竺衡。1928年,父亲竺可桢应当时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带着全家人去了南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决定举校西迁。学校一迁浙江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的遵义、湄潭。
这次西迁办学的壮举被后世誉为“文军长征”。当时,年幼的竺安也随父亲一起来到遵义、湄潭,并在遵义念了半年小学,在湄潭念了六年中学,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1946年,从小对化学感兴趣的竺安,如愿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回到了浙江。
▲1946年,竺可桢(左二)与竺安(右一)合影(图片来源:浙江大学档案馆网站)
竺可桢在学界担任要职多年,又是著名科学家,但生活非常朴素,自律极严,对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甚至还要吃一些别人吃不了的“苦”。
比如1950年大学毕业以后,学化学专业的竺安,意外地被分配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当时竺可桢已经在中科院担任副院长职务,但他没有给自己儿子“开后门”,而是要求竺安服从组织安排,直到1956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号召技术人员归队,竺安才得以来到北京,回到了父亲身边。
1960年竺安结婚后,与远在浙江建德的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共计13年。当时交通不便,两地单程通勤要将近3天,而法定的探亲假一年只有12天(路程假不在内)。
但竺可桢依然要求竺安通过组织手续,走合法流程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73年8月,竺安妻儿的户口进北京的问题才最终解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竺安一直住在化学所的单身宿舍,四人一个房间。1973年8月妻子调来北京,化学所也没给竺安安排住房,1974年才分配到50多平方米的简易楼两居室。直到1984年以后,才搬到现在的家中,此时他已经55岁了。
▲竺安与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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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竺可桢一共有六个子女,没有一个人继承竺可桢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只有竺安一人从事科研工作,这让人有些意外。
但在竺安看来,是否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父亲一样,掌握分析认知事物的正确方法,传承科学家精神。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当校长时,既注重基础学科教育,也注重人文学科的培养。作为一名父亲的竺可桢,同样特别看重子女的基础课学习和人文素养提升。从兴趣入手,引导他们发现生活中蕴含的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道理。
竺安回忆说,抗战前全家还生活在南京时,二哥竺衡收到了父亲给的13岁生日礼物“少年化学实验室”,这是一个长一尺许的木盒子,里面装有二十多种化学试剂和酒精灯、试管、试管夹等实验用具。二哥和大哥立刻按照说明书尝试制备笑气,但他们闻了制备出来的气体,都没笑,又让竺安闻,也没笑。实验虽然失败,但却引起了竺安对化学的强烈兴趣,立志长大后做一名化学家,后来果然考入了浙江大学化学系。
竺安小学毕业时,竺可桢送给他一本法布尔的《科学的故事》。80多年过去了,竺安依然能回忆起那本科普书的内容。在物质水平不高、文化资源匮乏的上世纪40年代,这本科学读物给他幼小心灵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
除了思维能力的提升,竺可桢也非常注重子女身体素质的培养。竺安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南京中央游泳池游泳,培养出了游泳的兴趣,后来,不满16岁的竺安就夺取了贵州省游泳冠军。
▲在竺安家中收藏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初版印刷品
另一方面,父亲在工作中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身教”也让竺安受益匪浅。
1928年以后,竺可桢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所长,因为气象预报要求准确的按时观测和记录温度、气压等各种数据,竺可桢要求观测员们每6小时记录一次数据。但有时值夜班的人会睡过头,就把不是零点的数据记为零点时的数据。
知道这件事以后,竺可桢很生气,他把所有观测员召集起来,给他们强调了观测数据准确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坚持定时定点观测。有时他就半夜起来,从家走到气象台去检查,看看观测员是不是按时上岗了,几次下来以后才使大家形成了习惯。
父亲严谨务实的作风,深深影响着竺安,也影响着竺安的科研之路。到化学所工作以后,他在1959年和1978年两次获得“全国劳模”称号,并在毛细管电泳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如今,毛细管电泳已然发展成为生物大分子分离分析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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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从日记感悟求是精神
提起竺安就不能不提到《竺可桢日记》,正是在这套不到80平方米的屋子里,从2000年开始,樊洪业主编和李玉海、竺安两位副主编,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编辑校对《竺可桢全集》(含《竺可桢日记》)。
《竺可桢全集》收录了竺可桢从1916年到1974年之间的文献,竺可桢日记是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前,竺可桢的著作,除了发表的文献外,只有1979年出版的《竺可桢文集》。
竺可桢有记日记的习惯,整整坚持六七十年。与人文学者日记不同的是,竺可桢的日记带着明显的科学研究者印记,尤其是在地理、气候、物候方面,有很详细的记录,在那个个人计算机尚未出现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科学财富。
尽管过去四五十年,但竺安依然记得很清楚,无论父亲白天工作多么繁忙,晚上都要坚持写日记,如果实在太困了,就第二天早起半小时补记,从不中断。
竺安说,文人的日记很感性,事情多了就多写,事情少了就潦草几行、甚至不写。但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的日记更像在写实验数据记录。
“比如说1936年的一天,父亲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四百多公里的路程,他不仅详细记录了沿途各站的距离,甚至连遇见几辆自行车都记录下来。”
竺安感叹地说:“我自己做实验都没这么仔细。父亲的毅力令人惊讶,我们今天常说科学家精神,但科学家精神不是像讲课一样,没有规范的标准,更多在于你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
几十年下来,竺可桢的日记有900多万字,由于完全是手写的,加上年代久远,很多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樊洪业和李玉海、竺安就一字一句地读,一页一行地整理,一点一滴回顾了整整13年。
13年的时间,不仅是自己和父亲的一次隔空对话,一次家庭回忆录的整理,更是竺可桢“求是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延续。
2014年,在竺安和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竺可桢全集》编撰完成,并最终出版。2018年《竺可桢全集》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标志着它的价值获得了学界和官方的共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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