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通，思维也会不同么？

语言不通，思维也会不同么？

作者：猫狞科普

网络上流传着不少玩笑，笑点都是不同民族的差异。例如，中国人的口算能力比美国人高不少，只要试试美国人的乘法口诀表就知道，和我们的一一得一相比，实在是太冗长绕嘴了。而法国人一出马，我们就输了，原来他们的数字表达古怪，竟成了他们口算的得力武器。这些说法可能没什么实验证实，但是却和不少人的经历符合。也许，我们的语言真的影响力口算能力？

每一天，我们是如何感知身边的种种事物的呢？软的、湿的、大的、长的……我们感受这个世界，用各种不同的属性划分它。左边、右边，东南西北，我们用不同的方位来表示事物的位置。今天明天、之前之后，位置也表现在时间之流中。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一种语言的在描述物品时，根据软硬来变化词根；如果一种语言表达方位的方法是靠海一边和靠陆地一边；如果一种语言用从左至右来表达时间的先后，那么，说这些语言的人和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否不同？

这些问题在十九末成了重要的问题。欧洲学者解除了各大陆的民族和语言，开始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考察了各种语言后，开始宣称德语、英语和其他印欧语言更为完美。之后，不少学者在研究土著民族时发现，相对于他们的母语，土著语言中有太多看起来毫无规律的东西。有些人索性认为，这些都是土著语言劣等的表现。还好，有另一位学者不这么看。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通过研究因纽特人的语言，指出那些看似不同的发音，并非方言，或者无规律的变化。当地人交流时对于这些变化的感知，和前去调查的学者感知的并不一样。与其说这种感知的差异是语音的差异，不如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别。这种语音的特点对于因纽特人的意义，也许完全不同于处于另一文化中的学者。

博厄斯的学生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深受他这种思想的影响。他着迷于研究美洲原住民的语言，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一起，他们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语言相对论。例如，沃尔夫认为，一种印第安人的语言霍皮语和英语不同，没有表达连续时间单位的能力，因此他们对时间的认知和说英语的人完全不同。再比如他们指出，很多实验员在危险的环境下吸烟，是因为受到了描述环境时语言的影响。最为著名的恐怕是对于因纽特语言的那个论断：对于因纽特人来说，有一大堆表达“雪”的词汇。他们认为语言会决定思维，不同语言的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人们将这个观点概括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之后的事情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他们的假说被神话，也被抨击。拿神话来说，那个因纽特人语言中有多少描述雪的词汇，从十几种，以讹传讹变成了几十种，几百种，最后竟然有一千种的说法。各种语言之前的差异，也被拿来当作“德国人严谨、法国人浪漫、中国人数学好而日本人集体观念强”的证据，也不管其中有多少根本是语言不通的臆测，多少是循环论证而已。总之，语言差异、民族差异和思维差异对于很多人纠缠不清，有时甚至助长了对于其他文化的刻板印象。从当年博厄斯反对的偏见，变成了偏见的强化版，这可真是讽刺。

和神话的一面正相反，对于萨丕尔和沃尔夫当年研究的批评则成了学术界的主流。他们举的很多关于土著民族语言的例证，经过详细的考察，其实站不住脚。从乔姆斯基，到近年来著名的神经科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更是主张普遍语法等理论，认为当年那些研究严谨程度实在堪忧。对于假说，语言学家也提出了强弱两个版本；弱版本将语言决定思维弱化成了语言影响思维。即便如此，很多研究还是受到了批评。

尽管有“大牛”指引方向，对于乐于争鸣的科学界，也总有人逆流而上继续探索。例如近几年的一位学术新星，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雷拉•波洛狄特斯基（Lera Boroditsky）使用的方法就似曾相识：通过研究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人们存在的认知差异，试图找到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例如她和她的同事们研究的澳洲土著民族 Pormpuraawa 人。这些人的语言中没有左右的概念，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只能按照东南西北来处理空间位置关系。你不能说，站在我左边的这个人，而要说，站在我南边的这位。从小说这种语言真可谓一种特别的训练，一个当地小女孩能闭眼分辨东南西北。而他们对于时间的认知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不同。拿出一组故事照片，让人们按从前往后来排列，说英语的人习惯从左到右，而说希伯莱语的人从右往左，对于 Pormpuraawa 人，麻烦来了——坐南朝北时还是坐北朝南时，他们排布的方式正好相反，因为他们能依据的只有绝对方向。波洛狄特斯基推论，汉语里的时间状语大多和上下有关，搞不好对于中国人，最舒服的排序方式是由上自下。

我们都知道，很多民族对于颜色有不通的划分方式，有些民族对蓝色和绿色不做区分，有些又细分了红色到黄色的光谱。这种划分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呢？俄语中，深蓝和浅蓝是两个不同的词汇，波洛狄特斯基就发现，对于分辨蓝色的光谱，俄语母语者明显比英语母语者更迅速准确。不同语言对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说法也不同。杯子被打碎了是一个事件，如果是故意打碎，说英语的人和说日语的人对于谁打碎的记忆能力一致，而如果是偶然打碎，日语母语者就经常记不住是谁打碎的。因为对于偶然事件，日语中不需要提示施动者。汉语中，对十一、十二、十三这样的字眼明确提示了十进制，英语的 eleven、twelve 就不明确，结果，中国小孩对于十进制的掌握会早于英语母语者。总之，和当年萨丕尔的经验与描述不同，如今的学者利用实验的方法，试图找到真正的、语言影响思维的证据。

如果文化心理学走跨文化研究的路线，认知语言学则早早就开始了对乔姆斯基理论的反动。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而是语言研究的更根本问题。乔治·拉可夫（George Lakoff）等学者针锋相对，把认知当成了语言研究的关键。且不管那些复杂的语言学问题，我们来看看拉可夫本人是怎么给出建议的吧。这位学者对于公共生活积极入世，写作了《政治心智》、《别想那只大象》等著作，将他对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带到了政治领域。他指出，善用语言的政治人物都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语言框架，这些框架左右了对话者的思维。

还记得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这样描述对伊开战：通过联合国途径是“举手获准”，这个词让人联想起小学生报告老师，让听众反感这种行为。而对于减税政策，他的政府使用的词汇更是暗示他在停止错误政策的损失。对于民主党，一旦辩论中也用了这些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对方预设的语言框架，不仅被牵着鼻子走，而且还帮忙向选民强调了政敌的价值观。这一套游戏非常巧妙，背后是一整套价值观。拉可夫指出，对堕胎、控制枪支、对外政策和税负政策的态度，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美国的左右两派却能在这些问题上每一个都针锋相对。这是因为这些政策背后隐含着两套价值观，一种是严父式的，一种是养育式的。严肃道德，强调男性品质，强横和主张自己管理自己的严父式价值观深藏于美国保守派话语的背后，联系了选民们一系列非理性的认知，也是共和党右派很多言论语言框架的基础。针对这种价值观，讨好它还是讲求理性，很多时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要想获得认同，需要有自己的语言框架，坚定自己的价值观。这，也是语言和思维交互作用的一面。

波洛狄特斯基等人的研究继续受到语言学者的批评，认为他们的实验设计不够严谨。而拉可夫的理论，不知道对于美国政客能有什么启发。倒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周遭本来就有很多想法不同的人，在强调说不到一块去之前，也许可以先听听，他们是如何认知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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