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杜祥琬：绝对服从祖国的需要

“国家需要的事，我觉得有意义，就去做了。”

——杜祥琬

“我愿学习工科或理科，并绝对服从祖国的需要。”1956 年，18 岁的杜祥琬被选为留学苏联的预备生。填写选拔留苏生登记表时，他在“对留学的认识与志愿”一栏中这样写道。

彼时，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才几个月。登记表里满载着这名新党员的赤诚：“为了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早日到来，我愿意留学。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成为一个称职的建设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劳动中，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这次留苏之旅并未成行。1959 年，国家选派大学生到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攻读原子能专业，杜祥琬再次被选中。那种学习先进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留学期间酝酿得更为浓烈。

1964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杜祥琬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这一刻，他似乎等了很久，“绝对服从祖国的需要”的誓言不止一次在他的耳畔响起。

多年后，杜祥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很多院士都在国外进修学习过。美国人曾开玩笑说我们都有一个‘M’，他们爱的是MONEY（钱），但我们爱的是MOTHER（母亲）和MOTHERLAND（祖国）。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懂得钱的重要，我们的国家也要富裕起来，这正需要我们去为祖国而努力。”

带着这份朴素的情感，杜祥琬进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从事氢弹原理研究工作。

“这广袤无垠的戈壁荒漠，为一批批为国奋斗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几代人，隐姓埋名，历尽艰辛，在曲折磨砺中成熟，却也享受着一次次成功给予的无可比拟的激动和兴奋。为民族的兴盛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成一点有用的事。这种精神享受是无可替代的。”多年后，杜祥琬撰文深情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核武器让中国人不仅站起来，而且腰杆硬起来！”

1986 年，我国启动863 计划。在核物理领域已深耕大半辈子的杜祥琬，转到强激光技术研究领域，开始了他“最难、最焦虑”的一段研究历程。“国家当时又有了新课题、新任务给我们。”对此，杜祥琬如此轻描淡写地描述这个转变。

作为863 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杜祥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这条路之前国内国际都尝试过，但都没有做成功，我们要一步一步摸着路走……目标、技术路线以及途径，都需要我带领专家组来做，必须要考虑顶层和全局。”

杜祥琬一干又是20 多年，带领团队使我国高能激光系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推进到装备实用阶段。他把这段“最难、最焦虑”的时光，变成了自己“成就感最强”的科研经历。

不过，杜祥琬并没有在这条“成就感最强”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此后，他投身能源环保、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做了大量创新性研究和开创性工作。

对一名科学家而言，多次转变研究领域似乎并不“划算”。杜祥琬自然也明白：“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就做一件事，他就会像挖井一样，可以做得更深一点儿。我并不想转领域。”但是，他每次都转了。为何？

“国家需要的事，我觉得有意义，就去做了。”这就是他的回答，他18 岁时就已给出了承诺。

寄语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生动反映了“跟党走、为人民”的科技界时代强音，旨在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历史重任，迎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潮头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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