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故事，百看不厌

没有低温实验室，就借用海军的冷库；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就用手摇计算器算、一笔笔地记……1970年，经过一项项攻关、一次次实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东方红》旋律响彻太空。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包括“东方红一号”在内的“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让新中国抢占了科技制高点，创造出非凡的科学奇迹，由此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永恒的精神财富，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新华社发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初怀着“科学救国”梦想远渡重洋、学有所成的科学家闻之振奋，毅然冲破重重阻挠、克服种种困难，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投身经济、文化和国防等方面的建设。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成为时代最强音。

据统计，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近20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归来的。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是典型代表。为了回国，钱学森隐忍负重5年，历尽波折，最终于1955年踏上回国的旅途。他曾满怀深情地说：“科学没有国界，可是，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的归来让中国“两弹一星”研究进程显著提速。

“两弹一星”事业是辉煌的，又是神秘的。它的神秘，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用奉献的精神坚守。

1960年6月，后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陈能宽突然接到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从此，他在并不熟悉的爆轰物理领域，近乎白手起家，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隐姓埋名长达1/4个世纪。

1967年7月，正趴在一张火箭图纸上冥思苦想的孙家栋接到指令，被调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从少年时梦想修大桥，到前往苏联学习航空发动机专业，从回国之初研制导弹，到与卫星结下不解之缘，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孙家栋人生几经转折，如今还在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

除了这些著名科学家，更多是成千上万的普通建设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怀着舍家为国的共同心愿，把热血和汗水洒在茫茫戈壁上，洒在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道路上。

面对严峻形势，中国人造出核盾牌“两弹一星”事业是新中国在内有困难、外有压力下，独立自主从零起步的。

北京第六研究所（现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靠一股自力更生的干劲，硬拼无数个日日夜夜，建成了二氧化铀简法生产厂。到1962年底，这个名字里既没有“矿”也不带“厂”的单位，提供了吨量级的高纯度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加速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程。

在研制“两弹一星”的征程中，探索者们凭借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用一张张书桌、一把把计算尺、一块块黑板、一颗颗火热的心和一个个不知疲倦的大脑日复一日进行计算，科学奇迹终于诞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新华社发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新华社发在此期间，1966年，我国成功进行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次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成功。新发社发

1970年4月24日，历经艰难攻关，我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上了天，打破了西方大国对航天技术的垄断，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为国人树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器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指着报道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集中力量、形成拳头，重点工程重点突破1982年，彭桓武和十名科学家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按照国家规定，这项奖章应该授予名单中排名第一的获奖者。

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彭桓武排名第一，却坚决拒绝将奖章归于个人，提议由单位保存，献给为核武事业贡献过力量的每一个人，并提笔写下14个字：“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除了优良的学风，老一辈科学家扎实的功底，还有整个团队的勤奋拼搏。

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区市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攻关会战。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等，都是集体攻关、团结协作的结果，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和成功实践。

正是靠着强有力的组织系统，“东方红一号”发射时，国家动用了当时全国近60%的通信线路，从试验场区到各个观察测控站，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多达60万人。

时至今日，50多年过去了，“东方红一号”研制攻关过程中凝练出的精神财富，构成了我国“两弹一星”精神和航天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奋勇向前。

◎ 科技日报记者 何亮

来源：科技日报

编辑：张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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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刘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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