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历史，是从偷尸体和公开表演解剖开始的

在中世纪，西医大体上是以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四体液”理论或者盖伦（Claudius Galenus）的“灵气说”为基础，靠着吃草药、涂油膏、放血乃至跳大神的形式来治病的。在西医向现代医学转化的过程中，安德雷亚斯•维萨里 （Andreas Vesalius）开创的实证解剖学是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维萨里的画像 | Wellcome Collection

和大体老师亲自交流

维萨里生于哈布斯堡统治下布鲁塞尔的一个医生家庭。在家庭的影响下，维萨里对医学充满了兴趣，小小年纪就到刑场观察尸体，还会解剖动物。1528年，维萨里进入鲁汶大学城堡学院（Pedagogium Castrense），学习的是——美术，这一技能对他日后的学术生涯起到了有趣的作用。

1533年，维萨里“弃艺从医”，进入巴黎大学就读医学。在那里，他在西尔维于斯（Jacobus Sylvius）和冯•安德纳赫（Guenther von Andernach）的指导下学习盖伦（不是《英雄联盟》的盖伦，是古罗马医学家Claudius Galenus）的医学理论，并且担任了解剖的执行人，由于可供解剖的尸体不足，他还经常去巴黎的圣婴公墓研究骨骼，留下了一些恐怖的传言。

1537年，维萨里前往帕多瓦（Padova）大学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帕多瓦担任内科医师，同时教授外科和解剖学。

为了了解人体的结构，那时的学生也要上人体解剖课。那个时候的公开解剖演示，是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的蒙迪诺（Mondino de’Liuzzi）开创的。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创举，但蒙迪诺并不是亲自动手解剖，而是坐在高椅子上宣读盖伦的作品，一名外科医生（那时候一般是理发师的兼职）操刀切割尸体。也就是说，蒙迪诺是把尸体解剖当成了放ppt。

维萨里表示，放ppt不如做ppt，于是革新了解剖学授课方式，他使用解剖工具亲自演示操作，而学生则围在桌子周围观察学习。

这种授课方式随后发展成了“解剖剧场（Anatomical Theatre）”，那是一种环形的阶梯教室，解剖台居中设置，学生坐在外圈观摩。出于科普的考虑，解剖剧场是对外售票的，结果，除了热心向学的医学生，猎奇的市民也趋之若鹜……

不会画画不是好医生

维萨里绝对堪称一位好老师：虽然当时的主流医学界认为插图降低了书籍的格调，可为了方便学生，他于1538年出版了6幅解剖图谱《解剖六板》（Tabulae anatomicae sex）。6张图中3张是他（凭着美术功底）画的脉管系统速写，另外 3 张则是请著名画家提香（Tiziano Vecelli）的学生卡尔卡（Jan Stefan van Kalkar）画的骨骼结构图。

《解剖六板》里的骨骼图 | Wellcome Collection

这本书由于受到盖伦的权威影响，存在着一些疏漏，例如把四叶的肝写成了五叶。但是维萨里绝不是泥古不化的盲从者。同一年，他又动笔整理他的老师安德纳赫编写的一本教科书，对照自己解剖所见，修订了不少错误说法。由于安德纳赫的作品是对盖伦理论的阐释，维萨里自此走上了挑战千年学术权威盖伦的道路。

在古罗马，人体解剖一般是被禁止的，盖伦自己是医治角斗士的医生，对人体的了解依靠查看伤口，大部分的解剖其实是在猪身上完成的，最接近人类的解剖对象是地中海猕猴（Macaca sylvanus）。也怪不得盖伦的论著里出现血管发源于肝、人下颚有两根骨头之类的奇谈怪论了。

C. Singer解释盖伦的医学理念的绘图 | Wellcome Collection

1543年，维萨里出版了《人体的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书。该书分成7册（骨骼、肌肉、血管、神经、腹腔内脏、胸腔内脏、脑），全书共有 663 页，配了278 幅精美的木刻画。这些图画来自多位艺术家笔下，包括维萨里的老伙伴卡尔卡。不过，维萨里觉得和艺术家的合作是件麻烦的事，他吐槽说“美术家和雕刻师的坏脾气，比我要解剖的尸体更令我为难。”大约他在编纂书稿的时候，经常像藤野先生一样跟画家提意见：“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几周后，维萨里又为资金不充裕的学生重新出版了一本廉价的《人体的结构》，取名《摘要》（Epitome），这本书中同样有 11 幅精美的木刻插图，而且大部分插图都是单独绘制的。并把此书题献给国王的儿子腓力二世。

科学的道路是曲折的

在《人体的结构》一书中，维萨里列举了很多自己的新发现。他第一个正确地描述了蝶骨、奇静脉、腹腔大网膜、纵隔和胸膜等，率先指出胸骨由三部分组成，还做了当时最全面的大脑解剖描述。当然，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对神经的描述很模糊，还把视神经当做第一对脑神经（第一对脑神经是嗅神经，人称“聪明的一嗅”）。而且他只懂得结构，并不能从功能的角度描述。

但是，维萨里绝对是一位知错能改者。比如，在1543年的第一版《人体的结构》中他继承了盖伦的说法，认为关于左、右心室之间有看不见的小孔，而在1555年的再版中，他否认了小孔的存在。1561年，继维萨里之后担任帕多瓦大学解剖学教授的法洛皮阿（Gabriele Falloppia），指出了维萨里的一些错误。维萨里看到之后，给法洛皮阿写了一封长达260页的私人信件，信中既有感谢和鼓励，也有严肃的学术研讨。

《人体的结构》一书既然更正了许多错误，自然对盖伦和其他学术界大人物多有指摘。于是维萨里招致了许多反对乃至谩骂之声。最令人唏嘘的是，维萨里的两位老师西尔维于斯和安德纳赫是最激烈的反对者，而且他们的方法比较下流，主要是谩骂（用谐音梗把维萨里称为瓦萨那Vaesanus，拉丁文 “疯子”的意思）、诋毁维萨里的品德、以及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打小报告。维萨里伤心之余，吐槽这些只懂得照本宣科的老朽：“我的老师除了在餐桌上之外，从来也不碰刀”。

解剖使用的工具，来自《人体的结构》 | Wellcome Collection

《人体的结构》一书出版后，维萨里决定把从尸体解剖上获取的知识用于对活人的治疗。他被邀请担任查理五世宫廷的御医，并继续开展研究。1555年，维萨里跟随继位者腓力二世搬到了西班牙。不幸的是，皇帝的迷信、天主教控制下的西班牙的愚昧、以及同行的嫉恨，使讲科学的维萨里举步维艰。1564年他辞职离开了马德里，准备回到帕多瓦大学当教授，却在途中病逝。

维萨里解剖尸体的画像，Edouard Hamman作 | Wellcome Collection

让我们回到1543年。这一年里出版了两本科学巨著——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从此，祭司、圣人和权威的口含天宪，逐渐被基于实证的科学研究所击败。同一年，维萨里主持了一场公开的解剖，骨骼捐献给了巴塞尔大学。这是唯一留存至今的维萨里亲自解剖过的标本，现在还在巴塞尔大学的解剖学博物馆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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