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大学（上）

《金鱼大学》

作者：杨枫

说来惭愧，我的实验室生涯并不光彩，充满了翘班、争吵和失败的实验。

这和我自己不争气有很大关系，不过，就算没有我，实验室的氛围好不到哪里去。第二次热潮又过去快二十年了，人工智能技术依旧没有本质突破，但是上级文件要求学科设置要综合全面，学院必须保留这个研究方向，结果就是每年都有一群像我一样的倒霉蛋被分配到这个组，跟着教授和屈指可数的前后辈在所谓的“科学前沿”重复着几十年前的工作：网络结构优化、特征工程、半监督学习、准确率竞赛——史称炼丹。

工作压力如山似海，有时，我们甚至一天要在实验室待二十个小时。实验室比宿舍更像家。我们在这里工作，吃饭，休息，搞黄色，甚至还孕育出了我们独特的娱乐方式：调教实验室的生活助手。这活动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慰藉。就连助手本身是某届师兄师姐为了活跃气氛而编写的作品——戴上AR眼镜，会有猫耳女仆或英伦管家（当然，也可以是定制的形象）出现在你身边，嘘寒问暖，点外卖，热咖啡，在你啃数字文献时贴心地帮你翻页。

没有什么AI不是从智障做起的，我们的也不例外。我的助手——一只爱尔兰小妖精——最初甚至在我们开组会时大爆粗口，原因是那时我们尝试向程序中加入性格要素，语料库里却混入了奇怪的样本。不过，在经年累月的轮番训练以后，助手的服务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三字班的学姐们强化了它的自然语言识别能力；后来导师亲自动手，上载了一套增强学习机制；五字班的师兄用脑机接口采集的数据量化了每个人的幸福指数，把它纳入到增强学习模型的奖惩图里；助手的默认虚拟形象则是美院的同学设计的……到我这届时，给助手打升级补丁已经成了一项仪式，不完成它，就算顺利毕业，也会留下不小的遗憾。

很不幸，如我所说，我的实验室生涯并不光彩。我既没能融入学术氛围，也没能产出什么科研成果。入学第二年，我还因为课题不顺而和导师大吵一架，此后连实验室也不去了，有事只管走MR系统远程联络。

一直到开题答辩前的那个学期，我才又主动找上导师，因为开题要求我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一篇论文，而那时的我对此毫无头绪。

不仅如此，我也没想好要给助手做什么升级。

导师虽然气愤，却没刁难我，只是丢给我一篇大师兄写废的论文，让我自己琢磨琢磨。寒假，我一个人留在了学校，翻阅十几GB的参考文献，试图从中发掘灵感，至少也要找到论文中的解决方案的可改良之处。然而大师兄却是个和我一样的废物，废稿写得一塌糊涂，令我全然不知从何下手。和我相比，他唯一的长处大概是脸皮厚，而且勤奋刻苦。延期毕业了一年以后，不仅勉强发了另一个子方向的论文，还在寒假离校前悄无声息地提交了助手的升级补丁。而我却只能一边抓耳挠腮，一边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读研，而不是接下本科毕业时洒向我的各路offer。

抓耳挠腮不能解决问题。腊月快要结束了，眼看着新年临近，我却仍然在原地踏步。一天夜里，负面的情绪搅成一锅粥，令我彻夜难眠。我的工作站这时还宕机了，气得我索性套了两件外套，跑到园子里暴走。要么调理好情绪，要么冻死算了。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从北走到南，从东逛到西，最后筋疲力尽，停在了荷塘旁边。

就在这时，我知道了师兄究竟给实验室助手打了什么补丁。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一头实验室在喝水。

它趴在水边的卵石路上，屁股顶着假山，另一侧的墙面露出忧伤的表情，两扇对外开的窗户挤成一团，下方窗框微微翘起成朝上的钝角。换水用的虹吸管一头插在窗边的鱼缸里，另一头穿透冰层，探进池塘深处。鱼缸里的金鱼只剩下了一条，翻在水面，在水流的摆布下摇摇晃晃。

面对这超绝震撼的场面，我一时间停止了思考，过了一会，给大师兄拨去了电话。

接到我的电话，师兄显得有些意外。

“你怎么还在学校？”

“论文还没弄好。你的毕设呢？”

“还在死磕。”

“……”

“……”

开场的寒暄让我们都很尴尬，话题便迅速转进到眼前的景观上去了。

“你的实验室不太高兴。”我把摄像头切向湖面。

“哈哈，被你发现了。”师兄这才露出了得意的神色，“这是一套可视化系统，套用了西门子的数字孪生引擎和腾讯的电子宠物套件，我把这些整合在了一起，然后把之前的幸福指数接在了宠物的情绪模块上，你看到的实验室之所以心情不好，就是因为这个。”

他指了指鱼缸，我这才意识到那条翻白的金鱼其实是我的化身。如今大家都回家了，我的情绪便代表了实验室的情绪。

“它都能做什么？”我问。

“让我想想……常用的语音指令它都听得懂，不如你试试。”

我试着把实验室脑补成家里养的土狗，结果，实验室虽然听得懂我说话，却表现得活像只癞蛤蟆。我让它伸爪，它便把一侧的虚拟光纤和电缆戳进我的手心；我让它叫两声，蓝牙耳机里便传出了门禁刷脸机的确认提示音，同时实验室的正门开始不停开闭；最后，我命令它打滚，它僵硬地翻了个身，却翻不过来了。

“哈哈哈，物理引擎有改进的空间，但还挺可爱的。”看着实验室四仰八叉躺在地上，师兄挠了挠头，“房间的尺度是可变的，没事的时候多遛遛它，让它学习一下姿态控制。”

“明白了。”我两手一收，把实验室缩到课桌大小。

师兄又跟我介绍了数字孪生和情感映射的部分，讲他是如何从表情包般的切尔诺夫脸谱图联想到立体成像上的。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条真正的金鱼。我只是找了一条我家里养的品种做了三维建模，然后取了一组体态特征来映射情感要素。打个比方，尾鳍颜色的深浅代表了‘愤怒’，既然金鱼本色是红的，那尾鳍颜色越浅，就表明这种情绪越反常。这样一来，只需要看一眼金鱼，就大致能明白一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他滔滔不绝道。

“那看来我现在还挺生气的。”我瞥了一眼金鱼薄红色的尾巴，叹了口气。“行吧，这样释放一下，也多少放松点了。你接着说，我听着。”

于是师兄继续侃侃而谈，我则恢复了体力，接着沿路前行。在科技语言的洗礼下，房间里的金鱼渐渐停止了翻白。实验室也不再愁眉苦脸，筋斗云一样，摇摇晃晃地跟在我后面。虽然我对师兄讲的东西意兴阑珊，但是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有人能像这样一直陪我说话，倒也不错——至少能让我暂时忘记烦恼。

沿清华走一圈要很久，途中，道路两旁的成像热点开开闭闭，电源灯荧光闪烁。

走到半程，身处异地的师兄话锋一转，又谈起了未来，说他毕业以后打算去跟朋友创业，现在已经在资金筹备阶段。听他讲商业模式和生态链蓝图讲得热火朝天，我却又陷进了自怨自艾当中，只觉前途一片黑暗，却又不想败了师兄的兴致，只得把金鱼调节成仅对自己可见，同时偶尔心不在焉地应和几句。

走到校医院的时候，师兄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在改的那篇论文太差了。”他说，“别一棵树吊死，现在换课题还来得及。”

“……可是我没什么好想法。”

“有的时候，其实创意也不完全是翻论文翻出来的，你代码写得很漂亮，说不定能在做项目的时候发现一些东西。”说到这里，他露出懊恼的神色：“嗨，下学期老板打算把实验室和助理打包申请项目基金，之前要不是这套东西是我偷偷摸鱼做的，就也拉你一起了。”

见我不说话，师兄又说：“不如这样，现在这个系统里涉及情绪映射的部分是我原创的，设计的核函数还不够稳定，有的时候还不能准确表现被代理人的心情。你正好在学校，拿你自己做做实验，帮我改一改。老板想让我后面再发篇文章，但我不想再费心优化了，回头你弄完，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就给你了。你看怎么样？”

“……算了别说这个了，天挺冷的，没什么事我先回宿舍了。”

赶在实验室肚子里的水壶嚎叫起来之前，我中断了远程通讯，甚至没有和师兄道别。他后来又拨来了几次，都被我拒绝了。

我赶回宿舍，洗干净被风吹得生疼的脸，回屋倒头便睡。我不喜欢受人施舍，从小到大，一切问题都尽量靠自己解决，连读研资格都是在年级前十里挤破头才争取来的。如今在折腾了这么久的情况下，不管师兄的提议出于何种动机，我都不需要，因为它只是进一步证明了我自己的无能，而这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

然而，三天之后，我却不得不再次给师兄发消息。向他询问提议是否仍然有效。

走投无路之下，我甚至没有脸面开启视频通话。

“没问题。”

师兄倒是豁达，一反学期结束前的郁闷状态。只是把资料打包发给了我，然后大致和我讲了讲思路，一句也没有提我唐突挂他电话的事。

“我妈叫我去吃饭了，加油，新春快乐。”

“……谢谢师兄，新春快乐。”

当晚，我洗了一个热水澡，和家人吃了一顿云年夜饭以后，久违地睡了个安稳觉。睡前，我又翻了翻论文，接着和妖精打了半小时冒险游戏，然后小小地哭了一会，这下才终于缓解了接受他人施舍产生的强烈罪恶感。

零点，新年夜到了，数字烟花在远方的城区上空无声翻滚。火柴盒尺寸的实验室在床头散发出柔和的米黄色氖光，恢复了活力的金鱼则悬浮在妖精的怀中，悄无声息地吐着泡泡。

总之，时来运转也好，拾人牙慧也罢，师兄给我的新材料终于带来了足够多的启发。我先取得了导师的许可，接着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情绪映射模型的优化当中。我自己的性格还挺感性的，遇到状况，情绪波动很大。这反倒能让我在很大范围内测试模型的效果，我因而得以在爱宠行为观察期间，迅速找到问题，重新进行演算。就这样，在寒假的后半程，我终于逐步化解了纠缠了我一学期的困难。

二月底，休假结束了。学校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鱼缸里的金鱼也跟着多了起来。消息不胫而走，师兄设计的建筑宠物迅速成为了校内师生口耳相传的热门谈资。

到这时，映射算法已经基本上大功告成，因变量曲线上的毛刺已经被我悉数平滑干净，而且也能在标准数据集上取得SOTA[1]了。虽说如此，但是对此时的我来说，比起挑战极限，还是毕业要紧。保险起见，我没有选择那些顶级平台，而是投了一个排名较低，但是过稿率高，回复速度快的A类期刊。交稿那天，我压着截止时间，在网站上提交了文档压缩包。弹出提交成功的窗口后，老板仰头陷进转椅里，带着满脸释然，跟我说“你总算开点窍了”。直到那时，我才终于放下心来，开始着手准备开题答辩。

所有这一切都是师兄的功劳，但是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觉察到发生在他身上的异变。上学期，导师骂他骂得很凶。在我帮他写程序改论文期间，我曾经注意过他低落的情绪。不过，他那时跟我说，他正在努力尝试自我疏导。因此，面对他在寒假期间的豁达，我却只是以为他已经找到了足以说服自己继续下去的动力，却没有想到疏导本身也完全有可能导向别的结论，从而创造出完全不同的人物弧光和人生轨迹。

四月初，我的论文擦边通过同行评议。两天后，鱼缸里最大的锦鲤一头撞在玻璃壁上。导师怒发冲冠地打了几通电话，又风风火火地奔向紫荆公寓。电话没有人接，等待他的是空无一人的床位。师兄人间蒸发了。肄业退学不代表人生终了，这便是他的答案。

师兄玩失踪这年，我们的导师刚刚五十八，眼袋臃肿，微微驼背。

人工智能刚热起来那会儿，他开始从事相关研究，也做出过一些尚可的成果，却始终没能成为开山祖师爷级别的人物，再加上中间争夺经费得罪了人，后面又遭遇了行业不景气，到我们这届时，他已经很久都没有亮眼的业绩了，职称也岌岌可危。这次申请课题基金差不多算是他的最后一搏，结果身为主力的师兄却不辞而别，其结果可想而知——在我去办公室的路上，整个走廊里都回荡着他的咆哮。

见导师前，我一直在给师兄打电话，后来又发短信给他，但所有消息都石沉大海。倒头来，我还是不得不顶着导师罗刹般的面孔，默默接受了命运。一口巨大的锅扣在了我的头顶——接手师兄的活，完成接下来的课题申请任务。

“可是我还要准备开题呢。”我说。

“开题不重要，随便糊弄一下就行了，先做这个。实在不行，拉几个本科生来帮你。”

呵，说着轻松。

我内心翻涌出无数黑色辞藻，最后却只是点头默认了导师的安排。于是，到开题答辩以前，我不得不忍受了一整个月的高强度盘剥，同时还要反过来压榨我的后辈。死亡四月来临了，组内成员的情绪几乎都一落千丈，实验室自然也成天横着张臭脸。我们起初还会关照一下它，后来忙得昏天黑地，也没精力去调节各自的心态，便索性放任不管了。

五月中旬，我在开题答辩上挨了一顿臭骂，原因是准备不充分。值得庆幸的是，评委老师还是放我过了。答辩经过有如过山车，我的金鱼的体表也红白翻涌。

开题一周后，组员们总算备齐了必要的课题申请材料。为了说明项目的二期研究价值，我们发布了实验室助手和虚拟宠物的试用版，校内人员可以以办公室为单位申请账号。为了更直观地给基金委的评审员们演示效果，我们还剪辑了一套宣传视频，放在了项目官网上。做实验，调程序，写文档，剪视频，做报告，联系各部门领导……这些平日里并不繁重的活，一和开题答辩撞了档期，就让人严重消化不良。临近开题时，我已经彻底失去了时间观念，连发牢骚的精力都没有了。而就是从这时候起，组员开始越来越依赖生活助手的激励和安抚。实验室几乎变成了熬煮心灵鸡汤的大锅，连我的妖精都开始一本正经地讲起了乔布斯和冯·诺依曼的丰功伟绩，有的时候还要同时扮演柔情闺蜜和知性俊男。当导师终于认可了我们的准备工作时，我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往宿舍赶，唯恐慢一会，休息时间就又不够了。

虽然万事俱备，但是对这个赶鸭子上架的项目，我却仍然心存疑窦。然而时间却不容我担忧。项目上线之后，我匆匆睡过一觉，醒来后立刻便转去攻略毕业设计了。和很多半年前就已经做完毕设主干内容的同学相比，我已经大幅落后了。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做了一些数值分析和时空演算，着力于落实已发表的论文里陈述过的未来展望。几天过后，虽然进展并不算快，但一些统计结果却已经让我确立了几个猜想，如果能通过实验证实它们，就可以以此作为出发点，来设计新的情感映射模型了，不出意外的话，新版本的粒度会更加细腻，纳入到实验室系统里，也能改进各个部件的表现。

周末，在妖精的提议下，我打算稍微喘口气，拖实验室出去走走。出门后没多久，导师忽然发来消息，让我看看试运行系统的用户反馈。我打开一看，发现尽是些负面评价，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但仔细一看，对方的言辞都比较温和，而且反馈数量也不多，甚至还有像师兄一样想卷铺盖跑路，觉得我们比助手更能回答他的困惑的人。

虽然隐约感到有哪里不正常，但是这时的我全无提议撤回项目的勇气——一有这个想法，我便想起导师那张铁青的脸。考虑到反馈同质化比较明显，也看不出什么规律来，我最终认定问题可能只是因为助手的心理疏导能力还有待提升，便回邮件联系用户，索要更详细的问题描述，打算等反馈再多些时，再研究研究。

就这样，导师的问题被我们一直拖到了六月份。

到了六月初，负面反馈变得更多了，校内也流传起各种各样的传闻。

而就在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找导师聊的时候，一则新闻却先我一步，引爆了躁动的氛围——隔壁学校的新闻学院联合心理系的研究小组，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里公开了我们学校的校内立体影像。数字沙盘上的增强现实空间里，遍布着实验楼、新老图书馆、体育场、食堂、绿地和一百七十五座公寓楼的数字影像。房屋和房屋挤成一团，个个垂头丧气，致使校内风景有如百鬼夜行。报告的标题是《当代学术社群的可视化心理画像分析：以清华大学为例》，矛头直指校内的高压气氛。

此事一出，学校里立刻炸锅了，上上下下都乌烟瘴气。导师不得不四处调解，在会议室和办公室间奔来跑去，有时还要公开出面向公众解释，却反而将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卑微的科研履历上去了。而我也不得不再度搁置我的毕业大计，带头重返这个越来越让我感到不耐烦的项目。

我们的关注重点并不是燕大报告所暴露的问题，而是助手能否有效改变这个局面。导师不知道动了什么关系，竟然靠吹牛皮要来了一周的调试期，条件是关闭虚拟实验室的部分，免得继续落人口实，同时助手应当尽快发挥作用，以便帮校方圆场。然而事与愿违，一周后，局面依旧。更令人头大的是，在没有数字宠物陪伴的一周里，我们在七手八脚的同时，还要应对领导、记者和其他同行的轮番轰炸。而我们的用户对那些虚拟房屋的喜爱程度显然比对助手高，因为关掉前者之后，我们收到的抱怨信反倒更多了。

接着，就在我们准备举白旗的时候，更严重的问题爆发了。燕大报告引起的学风大讨论刚刚偃旗息鼓，忽然有一天，物理系的一名博士生申请退学，次日，两个建筑系的学生在紫荆操场大打出手，甚至还动了刀子，而我们实验室的一名外校实习生忽然被同组的女朋友甩了，一时间精神恍惚，最后不得不中止实习，寻求心理辅导。

这些事若是分拆到五六年里，本该稀疏平常，却忽然集中爆发，自然再度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校方本来迫于舆论，公布了一份“减负计划”，却被这突如其来的二次风波搅得鸡犬不宁。院长算是导师的半个同门，这时也终于顶不住压力了，把导师直接交到院长办公室去训话。但是事态却依然越来越糟，不久后，就连教工当中也出现了濒临崩溃的人。原本无人问津的心理治疗室人满为患，就连邮箱和电话都被打爆了。

在所有的案例中，生活助手都没有起到鼓励师的作用。我们虽然都知道助手能力有限，却没想到竟然会差到这个地步。身为项目的主力，我再次陷入了寒假时的焦虑中，做梦都会梦到头顶悬挂着成串成串的利剑。导师传唤我时，我已经回滚到了研二和他吵架时的状态，满脑子都是借口，内心却也清楚，只要不解决眼前的问题，推脱的理由再充分也没有用。

我走进办公室，肩头的金鱼左摇右摆，象征恐惧的头部一片惨白。

屋里坐着一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导师迎上来，并没有如预期那般发火，只是声音僵硬地问我怎么看待当下的局面。

“我觉得造成极端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在很多案例里，当事人的心理状况很可能已经超出了助手的处理能力。我正在评估这个临界值在哪……”

“但是也有很多例外，”导师打断了我，从桌上拎起一个窗口，推到我面前：“比方说数学系的这例，状态跟你差不多，为什么你就行，他就不行呢？”

我哑口无言。说我心态比那男生好无异于抬杠，而且这种回答毫无意义。如果不能给出有理有据的答复，我们唯一可靠的结论，只有助手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用，之前的成效不过是安慰剂效应而已。

我木然地看着导师，导师眉头紧锁，一言不发。事情已经来到了一个僵局，必须依靠外力，才有希望得到解决。而这也不简单。整个项目已经经历了过多的升级，由于从一开始就没有确切的总体规划，因此代码风格混乱，文档残缺不全，要迅速展开分析，只有把参与其中的人都找到。考虑到很多前辈已经出国深造，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条出路则是开源代码，向学术界和产业界寻求帮助。而这样做的代价，便是项目本便有限的科研价值会迅速被全世界的学者、工程师和资本家们瓜分得一干二净。

就在这时，在我和导师中间忽然弹出了一个通话请求。

坐在一旁的年轻人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导师则仰天长叹一声，伸手戳开了来电提醒。

接下来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像做梦一样。

导师把所有人都叫到了办公室，靠着窗台，开始分配任务：“不硬挺了，找外援吧。我看小杨也要顶不住了……小张小陈，你们两个去照着毕业生联络表找人，能找到多少是多少……我这就找上面汇报情况……小杨，你文笔好，晚些时候过来帮我写通讯稿，尽快找门路投出去……”

“哎呦——你麻利点儿好不好啊。”众人散去以后，见我还稀里糊涂，导师急了：“大头都要回来了，也不用你管事了，就把我刚刚说的那几件事弄好就行了，明白没有？”

在导师的责问下，我点了点头。导师这才满意，开始在身边一层层堆砌会议窗口。我回到实验室，在工位上趴了十分钟，然后爬起来梳理大纲。在我离开导师办公室时，拉师兄一起创业的老板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告辞去接师兄去了。

[1] SOTA，全称为State of the Art，指在特定问题下遵照特定指标所能取得的最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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