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过去”与科幻的“未来”——评王晋康“活着”三部曲

2019 年 10 月，中国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出版了长篇力作《宇宙晶卵》，自此，其“活着”三部曲宣告完结。从 2013 年的《逃出母宇宙》到 2016 年的《天父地母》，再到新近出版的《宇宙晶卵》，在整整 6 年时间里，王晋康用恢宏的想象力绘制了一幅末日景象。在连续不断且令人窒息的灾变中，他迫使我们去做出关于生存的抉择。不同于刘慈欣《三体》中冷酷的“黑暗森林”法则，王晋康在处理末日体验时，显得更加温情，然而这种温情却使作者的思想以及作品情节产生了一定的裂隙。

一、“核心科幻”与王晋康的历史意识

在科幻这一文类中，“硬科幻”“软科幻”的这一对概念评价王晋康的作品时，往往会产生相互对立的结论。如徐彦利认为，“与那些注重情节跌宕起伏的‘软科幻’相比，王晋康科幻响当当的‘硬度’是有目共睹的。”[1] 但在《科幻新浪潮与乌托邦变奏》一文中，宋明炜却将王晋康《转生的巨人》这一篇“关于中国难以自控的发展欲望的怪诞寓言”[2] 视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的代表作之一。此外，江晓原也认为王晋康在《逃出母宇宙》之前的作品是比较“软”的，“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我看也颇有这种‘突破’的意向，所以他不再将他擅长的伦理关怀作为重点，反而下功夫来表现‘硬科幻’——他以往的作品相对是比较‘软’的，最典型的是《蚁生》”[3]。截然相反的归类一方面表明了“软科幻”“硬科幻”这一对概念的局限，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王晋康作品的丰富性以及言说王晋康的困难。

显然，王晋康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作者在《天火》中对“文革”的反思和对“真理”的追求以及《蚁生》中对“乌托邦”理想的思索，都折射着 20 世纪的历史事件。在这些作品中，“过去”直接作为背景出现，历史的创伤推动着王晋康的科幻想象，而对历史的反思也使王晋康的作品看起来似乎很“软”。然而，如果仅从历史这一角度来解读王晋康，又难以完全涵盖《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宇宙晶卵》等其他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历史事件并不直接作为小说的情节要素，而以其他的样貌闪烁其中。这些难以辨别“软”“硬”的作品提醒我们，在理解王晋康的科幻时，我们或许需要引入新的理论范式，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王晋康的创作脉络中并对其作品进行具体的考察和分析。

2011 年，一直自谦“凭直觉写作”的王晋康提出了“核心科幻”的概念。他对“核心科幻”的定义大概有如下几点：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作品浸泡在科学精神与科学理性之中；充分运用科幻独有的手法，激起读者对科学的尊崇与向往[4]。与“软”“硬”科幻划分的二元对立相比，王晋康提出的以“核心科幻”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是一个类似“差序格局”的，更为包容开放也更契合科幻文类本身发展的范式。在“核心科幻”的范式下，王晋康的创作才能被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价。

毫无疑问，描写宇宙灾难以及人类逃亡的“活着”三部曲具备“超硬的科幻内核”。宇宙暴缩、光速飞船、亿马赫飞船、三阶真空、四维空间……人类在末日面前，一次次地创造着科技的奇迹，将幻想中的技术变为现实。目不暇接的科幻构思在末日灾变的压迫性氛围中轰炸着读者的眼球，同时也不断刷新着读者对于科学、宇宙的认知。然而，若仅仅只用这些“硬核”的科幻构思建构起作品，那么王晋康的三部曲或许仅跟美国科幻“黄金时代”某些粗糙的太空歌剧相似。王晋康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超硬的科幻内核”中，包裹着他深刻的历史意识以及悲悯的人文情怀。在“超硬的科幻内核”所构建的“例外状态”中，王晋康探讨的问题，最终在相当的高度上与主流文学汇合，正如“活着”这个标题是作者为了致敬著名作家余华的代表作《活着》。

余华以 20 世纪中国为背景，描写了人们在苦难历史中对“生”的追求。《活着》中人物悲惨的命运，以及由此升华的对“人”“生命”“活着”的沉思，令读者产生共情，使得这部小说成为当代文学史不可忽视的篇目。如果说余华对“活着”的探讨是以“过去”的历史为参照，那么王晋康的“活着”三部曲则从面向“未来”的角度谱写了一曲人类为求生存不懈努力的动人篇章。在“活着”三部曲中，推动故事进程的不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科幻构想的灾变。接踵而至的宇宙灾难迫使人们去思考人类应该如何生存。在求生过程中面对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又使人们不得不沉思人类存在的意义。

现年 73 岁的王晋康曾在访谈时表示，“我是站在过去看未来，刘慈欣、何夕等中年科幻作家是站在现在看未来，年轻科幻作家几乎是站在未来看未来。”[5]因此，在王晋康的作品中，过去与未来常常发生纠葛，并产生极大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王晋康的特别之处。

二、文明冲突与“人性”话语的困境

如果说《逃出母宇宙》浓墨重彩的是宇宙末日景象，是比较“技术”的，[6]那么《天父地母》《宇宙晶卵》则更多体现了作者在人文层面的思考。

在《逃出母宇宙》中，人类为了延续文明，在 G 星播撒了由房地产老板褚贵福出资研发的带有人类 DNA 的“人蛋”。在这部作品中，这是人类应对“宇宙坍缩”的方式之一。到了第二部《天父地母》中，G 星的发展及其与地球人类的纠葛成为故事的主线。

在 G 星利用“冬眠系统”陪伴其“卵生崽子”的褚贵福，成了 G 星的创世始祖“朝丹天耶”在人间的化身“耶耶大神”。记录了他粗俗言辞的《亚斯白勺书》成为 G 星人顶礼膜拜的“圣书”。然而被 G 星人无数次诠释的“白勺”只是因为孩子稚拙的书法写就的“的”字，“圣书”中记载的“朝丹天耶”也只是褚贵福怒骂“操蛋天爷”的粗鄙言辞。宗教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就在这一幕幕荒诞的戏剧冲突中消解。或许在某种意义上，王晋康试图以此影射和讽刺“文革”那段人人背诵语录的历史，并用黑色幽默来突出历史的荒诞性。历史的“过去”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另一个星球的“未来”之中。

褚贵福为了帮助 G 星文明迅速发展以便躲过宇宙灾变，删除了飞船中人类文明中文化、伦理和宗教等人文科学内容，只留下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人类直系后裔的 G 星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其“人性”也日益扭曲，自身作为“人类”也渐渐异化。正如韩松所说，“王晋康在《天父地母》中对科学技术予以了高度的赞美，认为它对于文明发展、对于人类走出生死困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科学技术必须要有哲学和宗教的思考甚至引领。这是《天父地母》的一大思想脉络”[7]。可以看到，在《天父地母》中，王晋康又回到了科技与人文伦理相互纠葛的写作脉络中，这一脉络在其“新人类”四部曲中得到过最为突出的呈现。不过，作为王晋康最具野心的“活着”系列中的一部作品，《天父地母》的格局更大。作者不仅在科技与人文的纠葛中推进情节，甚至试图在思想实验中尝试触碰文明冲突的问题。

褚贵福死后，他的 G 星后代们利用人类科技造出的亿马赫飞船将“耶耶”的遗体送返地球。但由于不可控的二阶时空概率关系，G 星人经过一天的虫洞飞行后，溅落到了十万年前的大宇宙，正好是褚贵福携“人蛋”上天后的第一百三十年。无法回到自己星球的 G 星人决定灭绝人类，占领地球。受暴涨孤立波影响的人类毫无招架之力，在一瞬间就被 G 星人击杀。在追杀幸存者的战斗结束后，地球人类只剩下了一个女人——褚贵福的曾孙女褚文姬。

褚文姬是作者理想中的“人性”的化身，她代表着人类的爱与美。《宇宙晶卵》中对她的描述是“青春靓丽，极其美貌”以及“美貌优雅，雍容高贵”。在地球上的人类只剩下她一人后，她忍受着巨大的内心痛苦，以教化的方式向 G星人“复仇”。她向G星人传授人类的历史文化，以博爱慢慢恢复着 G 星人的“人性”，同时调和着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当之前飞向宇宙的人类“天”船队返回地球后，G 星人虽向人类叩首认错，但却对人类始终怀有戒心。冲突虽被褚文姬用“人性”调和，但依然存在。

在科幻构思推动的思想实验中，王晋康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面是返还的地球人类，另一面是人类播撒到外星但被“人性”教化过的人类直系后裔。地球人类心怀血海深仇，G 星人则始终存有戒心。两种“人类”在地球相遇，两种文明的碰撞在这里制造了难以调和的裂隙，以至于作者无法直接处理，只能回避。于是作者安排地球人类再次起飞，并在褚文姬的指引下去寻找宇宙的核心——“宇宙晶卵”。

在刘慈欣的《三体》中，宇宙是无所谓道德的，它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而王晋康在“活着”三部曲中，却尝试以“人性”去嫁接不同的文明。某种意义上，这种爱与美的“人性观”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知识话语。80 年代的知识分子用“人性”批判“文革”那段历史的“非人性”，并以此构建对于“新时期”的理解和认同。闪烁在“活着”三部曲中的“人性”与 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的知识话语具有相似的内涵和一脉相承的关联。“过去”以这种隐晦的方式存在于王晋康科幻的“未来”中。

“位卑未忘忧人类”的王晋康即使将目光放在浩渺的宇宙，也始终不忘回过头向人类投来深情的一瞥，正如他在面向“未来”的时候，始终意识到自己来自“过去”。一方面，这使王晋康的科幻中饱含着令人动容的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这又使王晋康难以真正从内部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革命，正如作者即便动用“人性”的话语，也难以调和两种人类文明间的冲突。

三、“活着”三部曲的文本张力及其意义

刘慈欣在其著名的科幻随笔《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中，曾尖锐地批评主流文学不去关注广漠的时空，始终将目光局限在“人”“自我”那一亩三分地上，进而成为“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而王晋康的“活着”三部曲以宏大的架构、包裹人文情怀的科幻想象迫使人们至少在一瞬间去“仰望星空”，同时俯瞰我们的世界。正是这一瞬间的超越，使我们可以以一种陌生化的视角来反观我们的社会以及日常生活，这种超越并不一定能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却可能是我们批判、反思的起点。

在《逃出母宇宙》中，接踵而来的宇宙灾变粗暴地将人们从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中拉出，进而置于一个末日下的“例外状态”中。“天塌了”，平稳的日常生活状态结束了，我们该怎么办？这就使读者不得不重新激活自己对于社会的想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对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并未超越自己具体的历史经验。如弱化政府、联合国等行政组织机构的力量，强调以“乐之友”这样的民间组织主导时代进程，都在某种程度上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场化的意识形态相契合。但是对于后革命时代的人们以及文学来说，王晋康创造的“末日”却再次唤起了思考“未来”的思想活力。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刘慈欣在《逃出母宇宙》序言中所说的“珍贵的末日体验”的意义。

除此之外，王晋康作品更为重要之处在于，他带领我们逃离庸碌的日常，去思考未来宇宙的终极意义。在《宇宙晶卵》中，王晋康对宇宙终极奥妙的求索已然上升至哲学的高度。在三维宇宙的核心“宇宙晶卵”中，生命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逃出母宇宙》中的“科学”、《天父地母》中的“宗教”先后“开上山顶”后，《宇宙晶卵》的“哲学”也抵达宇宙和生命之元，三者在大自然的顶峰合而为一，王晋康用“活着”三部曲将无法言说的抽象哲学具象化了。姚海军对王晋康的评价显然是非常准确的，“他对中国科幻的贡献便是在固守科幻核心价值理念的同时，将哲学思想引入科幻，进而使我们惊奇地看到了中国科幻正在成形的坚实根基。”[8]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王晋康之前的作品来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宇宙晶卵》对人物关系着墨更多，哲学沉思也更加深邃，例如平桑吉儿与康平的感情线索、豆豆与元元的友情刻画以及对宇宙意义的思考等等。徐彦利敏锐地察觉到了王晋康《宇宙晶卵》风格的转变，她认为：“王晋康从关注宇宙外部事件转向对人物、人性、情感等人类内部的审视，显示出‘向内转’的叙事特征……这部作品也标志着中国当代硬科幻从科技前沿等外部描写转向对人物内心的开掘，向纯文学做了一次全力靠近。”[9]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宇宙晶卵》故事的核心——探索三维宇宙的中心——仍然是“超硬的科幻内核”。事实上，在“活着”三部曲中，居于故事中心的，始终是人类面对宇宙灾变时的大逃亡。以这一“超硬”的科幻构思为中心，王晋康展开了哲学的思索、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于“极端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因此，我们与其说作者在《宇宙晶卵》中是向纯文学有意识地靠近，毋宁说这是作者一以贯之的风格——由“超硬的科幻内核”推动着他的人文思考。而这仍在“核心科幻”的范畴中。

由“末日”降临的“逃出母宇宙”始，至所有生命回归“宇宙晶卵”终，作者在三部曲中最终完成了对“活着”以及人的存在的思考。从“活着”到“存在”，王晋康在属于“未来”的宇宙层面重新定义了人的本质。只有在脱离了沉重的“过去”的想象中，作者才在真正意义上到达了科幻的“未来”——一个新的宇宙从晶卵中诞生了。

作为一种现代性文类，科幻联结着人们的想象、情感以及关于整体的意识。它不仅具有普及科学知识、渲染科学精神的作用，更激活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力，科幻赋予了文学未来性。对于王晋康而言，相较于其他新生代科幻作家，年长的他承载着更多的 20 世纪中国历史经验。历史的“过去”与科幻的“未来”时常在其作品中制造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使我们意识到理解20 世纪中国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反思的契机：我们应如何在沉重的历史中勾勒未来的图景？而这就是王晋康的“活着”三部曲给予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徐彦利. 绝地挣扎与自我救赎——论王晋康《逃出母宇宙》[M]// 王卫英. 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集.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6: 115.

[2] 宋明炜. 科幻新浪潮与乌托邦变奏 [J]. 王振, 译. 南方文坛. 2017(3): 35.

[3] 江晓原, 刘兵. 应对宇宙灾变的新预案——评《逃出母宇宙》[N]. 文汇读书周报·南腔北调. 2014-04-04(139).

[4] 王晋康. 漫谈核心科幻 [J]. 科普研究. 2011(3): 70.

[5] 陈海琳. 王晋康: “我是站在过去看未来”[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6(1): 34.

[6] 王晋康. 宇宙晶卵 [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359.

[7] 韩松. 序: 永不停息的生命之歌[M]// 王晋康. 天父地母.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8] 姚海军. 王晋康——构筑中国科幻的根基 [M]// 王卫英. 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集.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6: 65.

[9] 徐彦利. 科幻小说的“向内转”与“跨界描写”[N]. 文艺报. 2019-09-02(006).

（本文转自《科普创作评论》2021年第1期）

（排版：张馨木 编辑：姚利芬 黄倩红 审定：张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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